典史记丨番禺人记忆中的当铺

作者:莫兆棠    来源：番禺日报

旧时番禺的典当行多集中于市桥。据老街坊口述，清末民初，市桥已有当铺七八间。鼎盛时期是沦陷后日伪统治期间，大小合计共有20多间，皆分布在商业黄金旺地。

老人记忆中，名气最大、口碑最好的“同兴”、“东安”、“兴安”、“德昌”和“永隆”等分别坐落在大南路、海傍路、大东路和大北路等处，规模次一级的“恒昌”、“富源”、“泰昌”、“盛泰”等也开在繁华的市区中，只有几家“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店设在横街窄巷里。当时，这几个不同档次规模的当铺相互间并不存在太多的竞争，因为他们各自有较固定的客源、资金来源和不同的投资背景。在经营操作上，除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外，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效益，以标榜他们不是因利忘义的“冷血商人”。

投资背景和资金来源。翻查史料兼辑录老街坊闲侃，番禺典当业兴旺于清朝中晚期，当时一些有闲钱的富贵人家，偶然发现典当业只要敢于投资加善于管理，肯定大有“钱途”。在当时，开当铺也需向政府注册、领牌纳税，但典当又被视为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故门槛不高，税率也偏低，只要三四千两银子即可向主管部门申领牌照。在番禺开当铺，得先向县衙申报，经省里的藩司批复（民国后改由县政府、省财政厅两级审批）很快即能挂牌开张营业。故一两年内，市桥的当铺便由三四间增至七八间，且间间利润可观。当时社会上就流行过一首民谣：“开当铺真系爽，有赚无蚀唔使讲。开完一间又一间，好过铸币搞工厂。”

其时，清庭曾颁布法令，政府有权参与地方金融活动并列有纲要，官府可开设当铺发放贷款，也可将官款存入“民营”当铺座收红利，以此“充实国库”。一些急需资金的民营当铺也乐于吸纳利息较低的官款扩展自己的业务，通过吃息差不断得到壮大，这便形成了“官民互动”的格局。据史料记载，清嘉庆年间，京城竟有皇家当铺十几间，一年的纯利达六万多两白银！既然皇上成了全国最大的当铺投资者且获利丰厚，也鼓励各级官衙效法。当时番禺县衙设在广州，县太爷借口以“支持本县的经济发展”为由，曾将部分官款贷给市桥几间大当铺，所获利益自然不容小觑。这种“互惠关系”一直持续到满清政府倒台。

经营操作和社会效益。旧时“当”字的本义是：举当人以实物作抵押，向当铺借贷现金。典当业的行规中亦有按举当物时值一般只给你物品实价的五至六折计算贷款的月息、年息的统一规定，若要变更须由行业公会（此公会即行业协会）理事会作出决定。一般的月息在5~10分之间上下浮动，同时与举当时间长短挂钩，即当期长利息低，当期短利息高。当时人们算过：你年初向当铺借贷了10元白银，到年底，当铺以当票注明的高端利率计算，连本带利收你20元“无得商量”。尽管如此，多数人还是宁可被当铺赚也不向“大耳窿”借高利贷，因“大耳窿”虽不用拿实物抵押，但定的利息更高，如不能按时还款，后果会十分严重，他们追债时往往喊打喊杀，人身和财产都难保安全。而在当铺典当，到期实在无力赎回物品，大不了就是“断当”，任由当铺将抵押的物品高价出售则万事皆了，无人对你进行追逼。当时的一部分穷人确实因当铺的“扶助”得以渡过难关。一些商店、作坊或社团等若急需资金周转，也可以通过当铺抵押贷款将生意做活做大。

市桥典当业最鼎盛日子乃敌伪统治时期。之前的当铺才六七间，而大汉奸李朗鸡(李辅群)执掌市桥伪政权时发展至20多间，月息也由原来二三分猛增至五六分，甚至八九分，令借贷者叫苦连天。不知从哪天起，市井上多了一句“当铺多过米铺”的俗语。

旧时的禺南地区，除了市桥，一些较大的乡镇如沙湾、新造、大石、钟村和石楼、大龙、石碁、南村等也有一两间中小型的当铺，只是对当地社会影响不大，本身也业绩平平，更无“动人故事”传世，本文也就一笔带过罢了。

番禺的典当业从兴起到兴盛，历经了几个世纪，而从兴盛到衰落消亡却只是八九年间之事。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对市桥社会上敌伪时期乌烟瘴气的畸形繁荣进行了整治，烟(鸦片)、赌、娼妓等毒害国民的行档只能“转入地下”活动。社会风气算是有了好转，可经济景象却出现了空前的萧条。经济萧条，商业借贷自然大为减少，光靠穷人的抵押典当很难养活那么多当铺。另一个原因是境外的现代化银行业务允许进入大陆经营，民国政府的银行网点也扩展至番禺市桥，这些新型的金融机构的出现，使市民融资借贷方式多了选择，令旧当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于是财不雄、势不大的中小型当铺便陆续结业另谋生计。到上世纪40年代末，只剩下四五间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继续惨淡经营。这些“幸存”下来的当铺也只坚持了三四个年头。随着社会体制改变，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保障，靠典当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铺，这个过时的“金融机构”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民政府对这些旧当铺的房产归属进行划分，凡属旧官僚产业全部收归国有;商家自建的一律由政府房管部门接管经租，多数改作民房安排居民入住。收归国有的房产物业，一般安排给国营企事业单位使用。

时至今日，老市桥们印象最深、提及最多的旧当铺，是位于大南路中段东侧，现大南路步行街牌坊处的“同兴”，它的建筑风格可谓既古典又时尚，用料优质工艺上乘，给人们庄严肃穆高大雄伟的感觉。国家接收后闲置了一段时间，后划拨给市桥中医院开设“大南门诊部”。因有几位名医坐诊，不少病人到来一是求医治病，二是借此“深入观察”大当铺的内部结构，以满足由来已久的好奇心。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同兴大当铺，消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城区改造中。

另一坐落于大北路南段西侧的“兴安”当铺，也是番禺几大当铺之一，属“地标级”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收归国有。随着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凭证以国家牌值定量供应，以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稳定。市桥镇内设置4个粮食供应站，其中的大北粮站就设在原兴安当铺旧址。由于往时曾有“当铺多过米铺”的民间俗语，人们便觉得昔日当铺变成今时“米铺（粮站）”煞是有趣，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迷惘之余不禁感叹：新旧社会隔重山！后来这句感叹催生了一首民谣：“往时借当在此间，今日买米又回还。当铺米铺同一处，新旧社会两重山。”此谣描述了平民百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同一座建筑物时巨大的心理反差。

这所大北粮站、曾经“人气旺盛”的兴安当铺，也在30年前的城区改造中“入土为安”了。(莫兆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