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典当兴衰沉浮启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实力的商帮之一，无货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大宗。典当，是徽商的四大行业之一，时有“无典不徽”的说法。

明清时期也是徽商发展最为鼎盛时期，徽商“富可敌国”，资产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一半以上。徽商，亦儒亦商，见利思义，辛勤力耕，有“徽骆驼”的美称，其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足迹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以自己的卓绝努力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品牌的树立，其“诚实守信”、“贾而好儒”的儒商文化精神，对今天创业、行商仍富有启迪意义。

一、明清徽商典当兴盛时期的繁荣景象：

典当在明清时期最为兴盛，典当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融业态。典当资本主要以商人资本为主，并且占有全部典当市场份额，尤以山西晋帮和徽州商帮经营的典当业规模最大、分布最广著名。明清时期，徽商典当有着分布广泛、资本雄厚、规模庞大、息费较低等特点。

徽商典当遍布大江南北。“苏、浙财富之区，几为徽人垄断”：江苏扬州全由“新安诸贾擅其利”，当地人无从插手；浙江平湖县“新安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竟达数十家”。明末北方各地，“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北京，汪箕，“家资数百万元，典铺数十处”；“休宁人汪海治典山东”。南方诸地，湖广“汪朝奉开当于襄阳”；汪可钦“伯兄以高资行质于粤”······

徽商典当不仅分布范围广，且资本雄厚、规模庞大，其典当资本主要来自商业资本。据记载，明末，汪保通，治典于上海，当铺规模极大，设分当，“里中富人无出其右者”；程璧治典于江阴，支援军民守城，捐银17.5万两。清朝，许某治典江浙各地，资本数年百万，“质物之肆四十余所”，管事及克厮役不下2000人；又有“吴老典”治典扬州，“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出有其右者”。

明清时期徽商典当不仅范围广、规模大，而且息费较低。明朝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治罪”；清初吴江的规定：“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起息；一两以上者，二分起息；一两以下者，三分起息”。明末，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

二、徽商典当在明清时期兴盛繁荣的历史原因

1、与明清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关。明有“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后的两代君主，仁宗和宣宗，“轻徭薄赋”，推崇无为而治，史家称他们有“文景遗风”。清朝有“康乾盛世”，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盛世，康熙统一全国后巡查黄河河堤，全面开始经济建设。雍正承上启下，积累财富，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明朝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让赋役货币化，货币流通频繁，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2、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表现为地区性的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出现；各地市场联系密切，地域分工趋势显见；城乡商业繁荣，各地商帮活跃。这一时期，不仅从商人数增多，而且出现各具地方特色的不同的商业集团即商帮。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对于白银货币的流通性要求越来越高，对货币的短期、应急性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徽商因从事盐、茶、木等大宗商品买卖占有大量的财富，也需要新的牟利方式，而此时，徽商“富甲天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弱，典当便成为徽商在商业领域繁荣后衍生出的重要金融盈利工具。

3、徽商能够成为明清最强盛的商帮之一，与其独特的经营理念有关。

徽商注重“诚信”，注重打造百年老店，并极力维护，视“诚信”比金钱更重要。其次，徽商崇尚“徽骆驼”精神，不怕挫折、锐意进取，“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徽商崇尚儒家文化，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经营中，严格约束员工，贷出的银子成色好、重量足，计算利息公道，收回银子时不得多取分文。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中，也改变了传统的典铺石库形式，开始尝试四面开门，分头接待顾客，藉以提高营业效率。

徽商“贾而好儒”、笃信“富而教不可缓”。重视教育是徽商的重要特点和习俗，徽商不吝重资，广建书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由于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良好的处世观念，在遇到复杂的商业问题时，能够冷静客观的分析形势，迅速准确做出正确判断，谋得更多的财富，从而在“贾”和“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循环。

三、徽商典当的衰落

徽商经济中，以盐、典当、茶、木四大行业最盛，其中，盐业为首。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而徽州商帮兴于盐业，亦衰于盐业。清朝道光年间，陶澍进行盐法改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典当金融资本源自富商的商业资本，盐业的衰落自然使得典当业也受到极大影响，典当资本量急剧下降，营业额也颓然下滑。

清末民初，政权更迭频繁，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典当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连年内战、外战，清廷国库亏空，疲于应付，对商人不停增加赋税，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进行残酷的剥削，徽商不堪重负。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并且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令徽商举步维艰，损失惨重，遭到致命打击。

尤其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金融对我国日渐渗入，开放的金融市场要求金融机构应适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时调整资本来源结构、经营模式和业务结构，而当铺自身经营中的守旧性使其难以适应开放的要求。传统典当业在与钱庄、票号、票局及国内外资本兴办的借贷所、合作社、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中，未能及时转变经营理念，适应社会进步，导致典当满货亏损、资金枯竭、经营形势一落千丈。尽管徽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面对动荡的局势，典当行在日常的经营中，也不断调整当利、押物估值率和典当期，但也影响了其自身的持续经营，降低了原先的“商誉”，民族典当业逐步退出市场。在战争、人祸面前，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商典当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四、传统徽商典兴衰沉浮对现代典当的历史启示

徽商典当在明清时期极盛，清末民初走向衰亡。回顾历史，究其兴衰之因，我们发现典当作为一种金融形式，其产生、发展、强盛、衰亡以至复兴，有着其独特的规律。正所谓“致知在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将事物的本来面目研究透彻了，我们将从中获得启示、启发，从而更好地指导工作。反思明清典当行业，特别是徽商典当的兴衰沉浮，有非常值得警醒的现实意义。

启示之一，典当业要健康稳定发展，必须有稳定健康的政治经济基础。

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1860-1863），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而“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启示之二，要有先进的经营理念，息费要合理。

徽商“尚儒”，经营有其自身的信条和准则，诸如“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是其立业精神所在。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原则作为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因此，现代徽商典当业不可唯利是图，要服务民生发展，要赢得民情民心。要服务好实体经济，就要找准切入点，创新业务，让中小企业“用得上”、“用得起”,建立起现代典当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互利”的健康关系，唯如此，方能将典当企业打造成“百年老店”。

启示之三，要不断创新进取，不可固步自封。

清末民初，在面临西方现代金融业冲击时，传统典当、钱庄和票号没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适时改变经营理念、创新经营模式，最终整个行业走向消亡。从当前安徽省典当行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发展正遭遇多重制约，制度瓶颈、法规滞后及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都令转型中的典当业感受到“灼痛”，未来该如何突破困境、开拓新业务，成为摆在全行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顺应环境变化，并通过各种途径争取改善行业的生存发展环境；要不断从历史和自身吸取经验教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行业转型发展之路；要从大处放眼，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典当行业的发展状况，分析比较并定位我们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寻求典当发展的突破点，拓展业务方向和范畴，可尝试与拍卖、鉴定、评估、收藏等领域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性发展；探索并学习“互联网金融模式”，主动化解网络金融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冲击，更好发挥出典当行业“解急救困”、“方便快捷”的功能特点，实现资金的高效、低成本运作。

启示之四，金融资本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不可脱离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脱离产业资本，受损害的不仅是金融业本身，更是整个社会经济。

明清时期，徽商典当资本和商业资本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典当资本来源于商业资本，服务于商业活动，甚至于，两者相互勾结大肆进行非法“囤当”活动，金融资本严重脱离工农业生产。例如，徽商将商业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每年米谷丰收的时候，徽州粮商如果收购的资金不足时，他们就将已收上来的米谷当给当铺。这就既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又可免去库存费用。而当市场上米谷紧缺、价格飞涨时，他们囤积居奇，又将囤积在当铺中的米谷赎出进行抛售，谋取超额利润。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勾结，远离了实体经济，背离了典当“救济解困”的初衷。这正是明清社会经济衰落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当今深思。

再看2007年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连串的金融危机，其爆发的根源都直接或间接源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功能越来越复杂、衍生的层次越来越多，偏离实体经济的距离就越来越远，虚拟经济的美丽泡沫被越吹越大……终当泡沫破裂之时，损害的不仅仅是金融业，受伤更重的恰恰是实体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曾说过，“金融的发展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金融每一步发展的背后都是实体经济需求的支持，也只有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金融发展才具有生命力。

中国传统典当行业千年发展历史证明了救急解困、立足于解决多层次融资需求中的短期需求是典当行业的立业之本，生存之源。徽商典当的兴衰沉浮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警示了金融业必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规律。

典当的立业基础是短期融资需求，短期融资需求分为居民消费需求和社会经济组织经营需求。安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典当消费需求总量不大，而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强烈的融资需求为典当行业转变发展方向提供了必然的选择和现实可能。

在行业发展的转型关口，安徽典当行业应从自身条件和特点出发，积极把业务发展方向由虚拟经济业向实体经济转变，把业务的市场定位由房地产企业转向广大中小实体企业。（作者 张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