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古代典当行，是当时经济生活的一面镜子

文丨杜君立，来源丨中国商报

对现代人来说，银行是极其重要的行业，不用说企业，就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是离不开银行的。

具有存款、贷款、汇兑、储蓄及信用中介功能的现代银行诞生于欧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银行拉丁文Banca的原意为长凳，代指早期意大利的货币兑换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随后西欧成为现代银行的发源地。工业革命之后，银行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遍布全世界，成为现代商业文化的典型象征。

就中国而言，“银行”在古代是指经营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的店铺，有时也叫“金银行”，属于“三十六行”之一。比如南宋时期的建康(今南京)城内，不仅有纱市、盐市、牛马市，也有花行、鸡行和银行，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一条街，类似现在的专业市场。

银行作为存贷款的商业金融机构，在中国古代一般叫做“票号”或“钱庄”，其服务对象以大客户和官府为主。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可提供日常性的存款与贷款服务的银行其实是典当行。与银行的历史相比，典当行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典当行一直扮演着“银行”的角色，或者可以说，典当行就是当时中国人的银行。

1900 年，饥饿难忍的北京老百姓群起到当铺抢东西

典当业历史悠久

典当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甚至说，只要有了金钱，典当就出现了。特别是在中国，早在两三千年前，典当就已经存在。典当最早叫做“质”，东汉时代的《说文解字》中对“质”的解释是“以物相赘”，对“赘”的解释是“以物质钱”。秦汉之前，中国以贝为货币，仅从字形上，就可见“质”和“赘”都与货币相关。

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但关于古代平民的生活，特别是日常经济的记录却非常少。所以要了解古人的生活历史，只能从一些片言碎语中寻觅推测。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饮。”《说文》中解释，“贳，贷也。”这段“典鹔鹴之裘”的故事已经成为千古佳话，阳昌无疑算是最早的典当业名人了。《后汉书·刘虞传》记载：“虞所贲赏典当胡夷。”这是“典当”二字最早见于史册。进入南北朝之后，关于典当业的记载非常详细和广泛，以至于有人认为典当由此起源。

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使中国很早就已经有了典当业，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一行业才更加发达和繁荣，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主流产业。《南史·甄法崇传》中记载，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梁书·庾诜传》中记载：“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所谓“寺库”，就是寺院经营的典当行。典当的物品从珍贵的赏赐、书籍，乃至一束麻都可以。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罕见的宗教时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说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佛教寺院500余所。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佛教寺院都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些寺院除拥有无数田产和大量农奴，再加上皇家的赏赐和社会各界的捐赠，一时之间成为财富最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

寺院本身作为宗教机构，慈善为本，这些财富之所以能聚集，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寺院有扶危救困的责任。寺院设立“质库”，就是发放贷款，以救济民众。事实上，欧洲的典当业也是由教会发起的，如果再向前追溯，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寺庙、公元前675年的罗马埃西利亚寺院、公元前500年的希腊寺庙，也都有经营保管金银、收付利息、发放贷款的机构。

清明上河图中的当铺

唐宋时期繁荣

进入盛唐之后，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寺院经营的典当业更加繁荣。《两唐新纪》记载：“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各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唐中后期的灭佛运动严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典当行摆脱了寺院的垄断，逐渐社会化，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金融行业。在当时200多个商业行业中，最大的行业就是典当业，甚至连政府也涉足其中，以公款(“官本”)开办典当行。

唐代的典当行也称“僦柜”，《资治通鉴》的解释是，“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外复还子钱。”由于经营典当行的富商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拥有可靠的信用，因此除典当业务外，一般还接受存款、贷款、以及储存保管业务。从服务功能来说，基本与现代银行类似。现代银行一般以存贷款为主，而古代典当行则以抵押贷款为主;相对而言，典当行的服务对象更加偏重于普通家庭。用现代话语来说，典当行的主营业务就是小额抵押贷款。一般农民的抵押物以农产品为主，城市居民的抵押物以金银饰物和衣服等家用品为主。

典当行与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以存贷款利息差来营利。唐贞观年间，时任宰相的房玄龄奉命撰写的《唐律疏义》规定，“凡质举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复利)，官不理。”即规定存款利息为5%，贷款利息为10%，不许利上滚利。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诏：“今后天下放债收息，私人只许四分，官本五分。”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借贷。“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柜钱”。从唐朝开始，典当业的发展已经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杜甫写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白居易写诗“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典当行里上演着多少人间悲喜剧!

宋朝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状态，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文化，都是空前绝后的。作为金融业的最大创新，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代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典当行业也比唐代更加兴盛，数量更多。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处挂着当铺招牌的典当行。南宋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促进力度，高宗下诏：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衔，跻身仕版，并免除捐税徭役。“朝奉”从此便成为人们对典当从业者的尊称。典当业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连衣服也不同于普通商人。《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

助推经济发展

明清时代，随着徽商、陕商、晋商等商帮的兴起，典当业成为最热门的行业，遍布通都大邑。特别是徽商和晋商，有“无当不徽”和“无西不成当”之说。《明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省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就典当业总体而言，南方以徽商为主，北方以晋商为主。

有清一代，无论是大小城市，还是边远乡镇，到处都设有当铺。盐业和典当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典当业也成为国家利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清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典当每户纳税银5两;康熙三年(1664年)，典当业全行业年入税银达11万余两;以此推算，全国典当铺多达2万余户。乾隆年间，典当业发展更加迅猛，北京城内外的大小典当行已经发展到300余户。

清政府虽然明令不许官员经商，但实际上，官吏本性无不善于聚敛，这些巨额资金必然要寻找投资渠道，因此怎能放过典当这个摇钱树。无论是朝中权贵，乃至宫内宦官，自己隐身幕后，找人出面开设当铺。实际上，皇帝本人也在这么做，内务府就将公帑贷放给典当铺生利。上行下效，政府许多部门纷纷加入其中，甚至连刑部监狱也不甘落后，典当业沦为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重灾区。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在乾隆时代，身为大学士的和珅富可敌国;乾隆一死，和珅便成为最大的贪官。他被参奏的大罪之一就是“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十余万，与民争利”。和珅开办的典当行总共有75处，资本金高达白银3000万两。

北京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冠盖云集，商旅辐辏，官吏朝觐，再加上科考会试，更使北京成为典当业的汇聚之地。在当时情况下，出门在外的人一旦遇到麻烦，盘缠告罄，就立刻陷入困境。无论是寄存还是贷款，都离不开典当行，所以北京的典当业一直保持着繁荣。

“洪杨之乱”后，曾国藩为了恢复战后经济，以公款招商开设典当行;章程中规定，存息不得超过一分，当息由二分五厘、二分二厘，逐步减少为二分。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以低息扶持典当业的恢复，经清政府批准，当息定为二分，这成为后来的普遍标准。事实上，典当行业的一般投资盈利都在三三分之间，并不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典当业之所以兴盛，或与普遍的贫穷有关，因其做的是穷人的生意，难免落下“剥削”的恶名。

古代的当票

穷人的银行

就中国历史而言，在钱庄和银行未出现前，典当业一直扮演着城乡平民融通资金的民间准金融机构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典当行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经济史和生活史。对一个古代人来说，为了维持农业、手工业的再生产和解决生活急需，典当行是以抵押物品形式贷得资金的惟一去处。对贫穷时代的人们来说，典当行的意义远非今天的银行可比，因为那时人们的财富基本没有多少富余的，身无余钱、家无余粮者，比比皆是。因此典当行有“穷人的后门”这句俗语。这里所说的“穷人”绝不是指现代的相对贫穷，而是指温饱和基本生存都极其苦难的绝对贫穷。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对典当行的客户群体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贫穷者和赤贫者占82.8%，当金在1元以下的占48.5%，以衣服入当的占56.9%。对这些穷人来说，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只能用旧衣服当来救命钱，其实也就勉强维持几日的生活罢了。

虽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包括接受储蓄存款和其他财务信托业务，但在工业化时代——或者说丰裕时代——到来之前，这些业务与抵押贷款相比，是难以成为主流的。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与一个富人占多数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说白了，中国古老的典当行其实就是穷人的银行。事实上，对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去银行存款也只是近30年的事情。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0%下降到2010年的12%。传统典当行以富人的大额存款和穷人的小额贷款为主，现代银行则以穷人的小额存款和富人的大额贷款为主;或者说，前者是把富人的钱借给穷人，后者是把穷人的钱借给富人。典当业侧重救助穷人的生活，银行业偏重支持工商业发展。说到底，典当业和银行业是金融业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两种不同业态，从本质上完全是同构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户部以典当为厚利行业而收税反轻，从当年起，每家典当行的年纳税额从5两增至50两。这一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在此之前，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汇丰银行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在一份1873年4月5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这样一篇关于中国典当行的报道：

本报特派画家从上海警察总监彭富尔德先生处得到了上海当铺行业的统计数字。在上海英租界里有29家这样的当铺，平均每月共付出75000银元的借款，每月的利息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不等，但是大多数当铺的月息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南京路上的一家当铺里有6位合伙人，每月平均付出9000银元的借款，其月息要比百分之二要稍高些。在较为贫穷区域的许多小当铺还同时做些别的生意。至于这些偷来的财物，倘若值钱的话，一般都在大的当铺里。中国的当铺老板既不能询问抵押者他们的财物来自何处，也不能问它们属于谁。假如抵押者不能在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内(每个当铺的抵押期限是印在当票上的)赎回抵押物品的话，它们就属于当铺老板了。后者会把那些没被赎回的物品卖给旧货店的老板，当铺不会自己零售这些物品。出售这些物品的收入全归当铺老板。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宏大叙事的，但在其不经意的细节间，有时仍能看见中国古老的典当业，甚至可以说这些细节曾经改变了历史。1900年，清兵恩海开枪打死德国公使克林德;事后，恩海拿走克林德的手表，抵押给当铺。不久，外国侦探从当铺找到手表，“克林德事件”成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借口。1931年，东北军捕杀日本间谍大尉中村震太郎后，又把中村的手表押给当铺，日本人很快就从当铺找到手表。“中村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