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少峰：中国银行业小微信贷已到最危急时刻

三、在国有框架下，建立专门的小微信贷银行。由于国有大行享受了太多政策与垄断红利，因此要求其刚性让度显然是公平的。可以要求国有大行成立独立的小微信贷银行，由母行按固定比例与规模定向提供低息资金，以社会效益为导向，独立经营、独立接受监管。或者指令国有大行给出低息的配额资金通过央行分配给小微信贷专业银行。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信贷救助成本的资金来源，减少财政的直接压力，寻求金融资源的平衡再分配。可以尝试成立专门的的政策性小微信贷银行，以解决商业银行资本逐利与小微信贷业务强调社会绩效的矛盾，使其真正承担起政策性救助小微企业的重任，建立起一整套科学、持续、有效的小微信贷战略、战术与技术，服务好小微企业，避免救助机制与商业性金融资本冲突。

四、给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分别以明确的政策导向与精准的政策支持。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地处大中型银行集中的城市区域，在面对政府平台、国企、大公司客户的融资时并无多少竞争能力，所以只要给予足够的政策救济，其自然会把重点投入于小微信贷领域。对属地化特征极强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中央政府要准确测算农村金融的有效信贷需求，按比例、按计划限制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出地域，这是从中国金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农村地方资金被严重抽离至城市的背景考虑的。客观地讲，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信贷投放效率不高，风险大，因此金融机构普遍有脱离农村走向城市的诉求，这在商业上完全合理。但是，在当下中国金融市场准入不充分、市场化运作的小型、微小型银行极度缺失的情况下，政府主导下的银行高管频繁调整，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培育小微信贷市场，这必然会导致低成本储蓄存款高度向政府信用与城市集中，加剧地区贫富差距，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政府如果再不使用一些刚性的行政命令干预资源的分配，则政府在安排信贷救助成本时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甚至财政无法承担这些救助成本。因此，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是严格限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城市化进程，使农商行、农村信用社承担起农村金融、小微金融的主渠道作用，使其树立长期扎根当地经济、努力营造小微生态的战略。与此同时，要努力使农村信用社回归信用合作的属性，不应将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从规范互助、规范管理的方向上将其彻底信用互助化。中国不缺商业银行，中国需要多层次配置金融资源，农村信用合作互助体系是对农村金融特别是最底层三农一个非常好的、多元的金融补充。监管部门将其改造成农村商业银行是从合规管理、公司长效治理角度考虑的，但是这种改造把国家金融的最底层级直接打掉，在农村金融宏观布局是独立战术上正确、战略上失败的错误，一如农业银行退出乡镇、集中走向城市一样。如何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完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提高其运营质量，减少运营风险，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经过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调整，政府突然发现，中国服务县域经济、服务三农的政策性帮扶任务没有执行主体了，甚至那些受监管约束强制留在地方的银行也都以利润为经营的唯一目标，对体制外、三农小微企业的利率甚至高到了接近掠夺的地步。这就变成了低息强占县域存款，高息获取垄断利润的纯商业化信贷机构，更加加剧了体制内外的资源分配不公、加大了资金供给失衡的矛盾。

所以，解决县域金融供给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对县域金融机构进行职能定位，是商业化为主还是政策性为主？谁负责商业化服务、谁负责政策性帮扶？这些都必须非常清晰，那些既要农村商业银行等机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又要其在指定区域救助当地经济的心态一定不能有，因为这完全是对立的两种诉求。在几乎完全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当然首先用高息来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不可能以低息主动地服务已无法议价的农村经济主体。这个问题其实在县域以上的城市区域、庞大的小微企业客群同样存在。

五、直接通过税收返还、利息补贴的方式，帮助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监管部门强迫银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但监管很容易被不透明的统计数据所迷惑，所谓的贷款利率下降，甚至有可能完全沦为数据统计的游戏。银行有各种方法变相收取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比如以贷转存、存贷挂钩、利息转中间业务收入等，虽然银保监三令五申多年，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与其希望银行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如直接从银行利润中拨出定向资金、划缴定额税收，通过财政、税收手段直接对应给小微企业。从另一个角度讲，通过银行压降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如充分降低小微企业税费压力来的有效，这样更能减少路径损失，此谓金融工具不如财政工具。但是，金融工具动了不少，小微投放力度不能不说非常大，但全国一季度税收收入同比仍在上升，而规模以上企业经营利润较大幅度下滑，究竟多出来的税收是大企业多缴的，还是多出来更多的小微纳税主体，情况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