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少峰：中国银行业小微信贷已到最危急时刻

所以，如果要求银行发自内心地大量发放小微信贷，且利率水平要接近大企业平均贷款利率，则需要银行牺牲5%以上的利息差、承担多出一倍的管理成本和周期性出现的数倍的不良，这需要银行在经济上获得何等补偿才能做到？

二是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透明度不高，导致政策失灵。

由于银行的业务量巨大，大公司业务与小微信贷业务很难被严格区分，银行有多种手段与冲动去应付监管与考核，监管压力与信贷救助政策在传导到基层的过程中，很容易被银行利用或消减。除了总行级的量升价跌的诉求很难持续外，各分支行也会重重抵抗，在操作层面很可能产生大量寻租机会与道德风险。

如果这种政策与强压的市场可以持续，未尝不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好事，但现在的运动性放贷无论从政策支持、利益平衡角度看，还是从主动性、促进市场有效发展看，都存在巨大的的不确定性，诸多违背市场规律的信贷行为下，小微信贷生态被强制性重构，如果不转化为持续、有效、规范的政策性救助制度，一旦政策与压力退潮，甚至会产生一地鸡毛的反作用。从这些角度看，当下的中国小微信贷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历史转折期，巨大而危险的时间窗口就在眼前。

我们应该怎么做？

既然问题已经提出，如何去做才是最为重要的。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点着手，全面调整我们的小微信贷救助机制。

一、从国家层面给出足够多的小微企业“社会信贷救助成本”。

目前各种救助政策繁多，但总体给出的直接经济支持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银行做小微与做大公司业务的性价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政策同时要求银行下调小微利率，使得小微信贷性价比更低，银行只有政策性压力、没有经营的动力。根据信贷市场的历史表现，大概需要给从事小微信贷的银行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的净息差补贴，才有可能推动足够多的银行认真从事小微信贷业务，形成有效、有量供给。这只是根据经验、感觉测算，有关部门可以根据银行历史经营数据进行科学的评测，以得出准确、科学的大公司业务与小微信贷业务的净收益差，供中央政策制定部门、财政部门决策。

目前所有的经济性政策加总在一起，给到银行实惠、补足银行的收益差损失大概也只有1个百分点，而刚性要求银行对小微企业给予利率让度，又消减了银行一半多的政策性收益。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小银行先天缺乏大公司业务的竞争力，被迫从事较高利率水平的小微信贷业务以获取生存空间是客观事实，但尽管这样，这些小银行只要有机会做政府平台、大公司业务，仍会选择以大为主、小微为辅。因此，如果给小银行的小微信贷业务补贴3-4个百分点的利差，其主动放弃竞争力不强的政府平台与大公司业务、长期坚持小微的主动性会持续加强，这要下去要比强迫大银行投向小微的效果更好。

截止2018年末，中国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140.6万亿元，其中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也就是说，即使给全部小微贷款补5个百分点的收益差补贴，整个国家财政付出的代价是4000亿元。其中2000亿元税务可以用小微企业利息支出抵扣增值税、抵扣所得税等方式来直接送达融资企业，以减少路径损失；同样对银行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直接针对小微信贷利息收入进行优惠处理。当然，银行业依靠国家信用、垄断经营享受了巨额利润，的确也有义务让度一部分收益以履行救助小微的义务。可以从银行的利润中分出一块，用专项基金的形式，通过央行、财政、税务等手段直接向小微企业融资进行定向补贴，这比强迫银行加大投放、压降利率效果要好。以上这些救助成本，可以用不同渠道、不同方式给出的，我只略作举例。

二、压降政府与国企对信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市场供给是平衡的，当政府平台、国企对信贷资源占有率下降，银行显然不可能将吸收来的存款空置，大量信贷资金将自然投向实体与小微企业。财政部公布，截止2017年11月，中国国企负债总额已达100.08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占绝对主力。而银保监会统计，截止2018年末，全国普惠性小微贷款总额仅9.36万亿。现在国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一般为贷款基准利率或下浮5%-10%，而民营企业融资一般为基准利率上浮30%-100%，由此民企与国企的平均资金成本差大概为年化5%左右，已超过大部分行业的利润率。在贷款可获得性上，国资门槛极低，而民企融资除了依靠房地产抵押外，其它可用的信用类信贷产品占比很少。这就催生了一个畸形的市场。国资的外贸公司不做市场，只为民企开具信用证、保函等，或直接替民企采购、为其提供进出口通道，只挣资金利差，变成类金融公司；国资的房地产公司、工程公司变成转包公司，财大气粗地成为市场的项目贩子；很多政府大型招投标项目更是直接将民企变成了从国资手上接二手分包的小跟班。很多行业民资要么退出市场，要么被国资盘剥。国资只变成了资金的搬运工，很多企业根本没有市场与业务团队，只依靠财务部门挣钱。大量国企、央企成立的类金融版块已成为其企业集团中盈利最多、甚至唯一盈利的部门。这些都在无形中加大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