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不良资产困境调查与破局之道

（1）专业性不够，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管理责任人大多为原贷款发放人员，其主要职责为贷款营销，多数不具备不良资产清收管理经验，在诉讼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极为缺乏。

（2）效率低下，由于专业性不够，不良资产一般采取的是催收常见方式，清收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依靠债务人自觉还款。同时由于贷款发放人与借款人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碍于人情世故无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能在保证时效延续的情况，被“拖”字诀困住手脚，使得清收遥遥无期。

（3）重视程度不够，虽然都号称不良资产是考核指标，但实际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由于不良资产主要由公司部、支行乃至客户经理等二级经营机构进行管理，二级经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存款、贷款和利润指标，其会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业务发展方面，导致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和清收处置不够重视。同时由于对不良资产的处罚及清收奖励仅仅是蜻蜓点水，不及业务奖励的皮毛，使得二级机构无压力无动力进行管理、清收处置。

（4）资源成本浪费，在不良资产处置中，需要公检法，地方政府部分沟通协调，而由于不良资产和管理人员较为分散，多头各自为政，容易造成重复劳动，意见不统一，而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成本过高，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让相关部门无所适从，不利于不良资产的处置。

（5）农商行出于成本考虑，不愿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案件能不诉讼就不诉讼；不论案件是否复杂，能不委外代理就不委外代理。往往到一审败诉时再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此时常是回天乏力。

（二）外部因素

1、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这十年来，尤其是前些年在金融管制、垄断、息差保护的背景下，银行是躺着赚钱，银行资产负责规模、利润指标逐年上涨。然而随着银保监会要求农商行回归主业，不出县（区）域，服务三农及小微企业，从而导致利润骤降。

同时银保监会多次要求银行回归本源，回归表内，并加大了对掩饰不良的处罚力度，2018年多家农商行被处罚。2018年至少有10家以上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下调或评级展望调为负面，其中绝大多数均因不良率骤增。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原来部分银行通过不良资产的腾挪，将坏账移至表外，以掩饰美化报表，但时下这类资产较难消化。

同时监管要求中小银行充分暴露坏账，导致这部分银行的不良坏账回表大幅上升，安徽某农商行不良资产回表，立即使不良率骤升至8%。

2、前些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许多地方出现了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的情况，而且目前经济下行，制造业已经非常困难，供给侧改革后叠加环保督促使得上游原材料成本大增而下游又面临着社会需求下滑及贸易摩擦加剧，前景堪忧，对主要是县（区）域的农商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本来县（区）域大型企业较少，竞争激烈，同时县域工业同质化现象较重，易产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不良冒头严重，再加上互相担保、联保等情况，潜在问题逐步显现。这些经济因素都促使农商行的不良率抬头。

3、县（区）域农业经济的单一性，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2018年寿光洪水导致蔬菜种植业损失惨重从而使寿光农商行不良贷款激增。大连农商行因海参热死，非洲猪瘟影响，涉农贷款不良率达6.58%。甘肃康县农商行因受洪灾及气象灾害影响，不良率增至7.9%。由于我国农业受天灾影响较大，而且县（区）域农业同质化也较大，受市场及自然灾害影响的几率大，对农商行的涉农贷款也是挑战。

4、农商行股东选择面小，在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引进社会资本时除了农商行员工以外主要是当地的一些企业。本地企业为融资方便的需求也积极入股农商行，也从农商行获得贷款。随着经济下行，不少股东企业陷入困境，股东不良增多，以至于2018年农商行股权司法拍卖满天飞，给农商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可谓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