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徽商会票制度及其历史意义

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会票制度，笔者已据会票实物撰有《 徽商会票制度考略》一文刊于《文献》杂志2000年第1期。这里再就 会票制度及其历史意义略作探讨。

会票制度的产生和实物遗存徽商会票制度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 的必然结果。明末陆世仪在《论钱币》中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 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 会票”。这是官宦之家转移资产搭了商人的“便船”。商人使用会票 是明代会票产生的原因和主流。清初小说《豆棚闲话》载：徽商汪兴 哥在苏州开典铺经营不善，以致亏损，需要增加资本。而其父汪彦积 资20余万远在徽州绩溪，于是汪兴哥准备就在苏州“寻同乡亲戚写个 会票，接来应手。”由明入清，会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应用。《 红楼梦》第十六回记贾府为贾元春盖造省亲别院，到苏州割聘教习， 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贾蔷向贾琏汇报说：“不用从京里 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 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的使 费。”可见，从乡村到城市，从京师到江南，会票制度在商业资本的 双向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徽商使用会票范围广泛，会票制度成熟。在徽州文书遗存中 有一些会票实物。《文献》杂志1985年第2期公布了由休宁渭桥谢氏 收藏的清康熙年间的会票23张。在这些会票中，共计会兑银两一万三 千九百八十两，其中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千零六十两，二十三年 六千五百零五两，二十五年三千四百一十五两。这批会票都是会到“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长巷头条胡同日成布店”兑付，其第9号会票注明： 三百两白银“将鼎谦号布价兑付”。这表明会到款项为支付布价，是 商用会票。

明清徽商以乡族关系为纽带，大都是小本起家，结伙经商。有的 徽商资本来源即为借贷，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也需要借贷资本以济不 足。而徽商经营的地域范围较广，有的人同时在相隔千里之遥的两地 经营典当等金融信贷业务。商用会票满足了徽商间金融信贷的需求。 就商帮内部信贷会票而言，在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中，无论是会票实物 还是文献都未见记载，似为徽商独有。徽商内部的金融机制增强了徽 商资本的竞争能力。

“轻赍”———时代的潮流明陈子龙在《钱币论》中对会票的作 用作了“商贾轻赍往来财用”的界定，是很准确的。会票制度的核心 作用在于“轻赍”，即使作为商业资本的“银两”便于流通携带。

明中叶以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由实物向“轻赍”的转 化。明初朱元璋制定赋税政策，以征收粮麦实物为主，且民间不准用 白银交易。随着社会的发展，实物税的弊端凸显。明初官吏的薪俸为 凭俸帖领取禄米。而永乐迁都以后，北京的官吏要到江南领薪，路途 遥远，粮运艰难，于是官吏们只有把俸帖出售换取货币。官吏们常常 贱卖俸帖吃了亏，实际收入降低，自然企盼薪俸的货币化。另一方面， 在产粮很少的山区，纳税者要把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变卖，然后“ 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正统实录》卷21）纳税者和食 禄者都因为实物税在运输环节中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利益受到损害，同 时也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正统以后，南直隶等处起运的税粮，按 米麦每石工钱5分折收白银，“煎销成锭，委官赍送赴京”（《正统 实录》卷23），是为“金花银”。此后，“朝野本用银”（《明史· 食货志》），白银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

但银两的携带极为不便，明代徽商途中丢失银两较为典型的例子， 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载：吕玉“去坑厕出恭。见坑板 上遗下个青布搭膊，检在手中，觉得沉重。取回下去，打开看时，都 是白物，约有二百金之数。”这银子是在扬州开粮铺的徽商陈朝奉不 慎遗失的。二百两银子重有十二斤半，商人跋涉在外，时时将此“白 物”缠于腰间，实是累赘。《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 顿为主。”如果坐实计算，所言“万金”合六百余斤，甚为沉重。同 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 子车家。”可见当时商人要时时以所携沉重之白银为虑。

明代田赋货币化，把数以万石计的粮运改作纳银，是为“轻赍”。 而商人以身携“万金”为累，进而创制了“以空囊而赍实资”的会票。 “轻赍”成为时代的潮流。

从会票看徽商资本的运行徽商金融信贷业务未能真正跨入近现代 社会的门槛，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信贷会票的情况来看，金融信 贷业务只局限于徽商内部，在外部则社会条件不成熟。徽商在全国各 地经营典当高利贷，依黄仁宇先生言，是商业资本的化整为零，不利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徽商高利贷资本往往由于各种社会原因难以 收回。明清徽州家谱中有许多徽商“焚券”的记载，表明当时的社会 经济很不稳定，农村经济脆弱，天灾人祸频繁。农民高利借贷是为维 持生存，而不是发展生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商业资本的运行质量 不高，商人“焚券”而去，即是无可奈何地勾销“呆帐”。

梁方仲先生曾指出，明中叶以后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一马当 先”，跑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前面，并已形成不相适应的局面。在徽 商内部，资本的运行质量要高于外部社会。徽商信贷会票都有“本利 一并归还不误”的条款，虽然有的约定一年期贷款，三年后才“算讫” ，但较之“焚券”，其资本无疑安全得多。

在徽州文书遗存中有一件《万历二十七年卢道义限约》，内容如 下：

立告限人卢道义：今在仪真原领家主本银柒千两买盐生理，为因 历年失手侵用，共缺本银叁千壹百壹拾肆两贰钱五分。以致家主具告 爷台，蒙审追并，一时无措，自情□央家主亲众劝谕宽宥，愿立限约 陆续偿还。恳准立限，付主执照。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告立限约卢道义

官批：卢道义领家主吴可学本银七千两未完。今据吴谦、吴世德 处议：陆续付还。如仍前故负，执此赴告。（休宁县印）通过这张限约可见，徽州地方政府对徽商资本是予 以保护的，其“官批”即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保护力度有限，政府 只能根据乡族“处议”，“陆续归还”（具有民事调解的性质），而 不是依照国家法律条文来强制执行。

以上限约中卢道义称吴可学为“家主”，这又是徽商资本运行的 一大特点。徽商中有些人原是家主的仆人，他们跟随家主外出经商， 少数人就此发达，自立门户。典型的例子如《儒林外史》第23回描述 的盐商万雪斋，他原是徽商程明卿的家奴，行盐发达后已有七房妻妾。 他们羞于言及原来的主仆关系，在徽州本土更不能和“家主”平起平 坐。上述卢道义虽为奴仆身份，但他能从家主吴可学处领到“本银柒 千两”行盐，其主仆关系自不可依徽州本土的佃仆制来看待，而是体 现了徽商资本运行的一种类型。
会票制度的历史意义第一，徽商会票的形制达到了近代纸质票据 的很高水平。会票实物在形制上尚有古代“合券”的遗意。战国时就 有“合券”的记载：冯谖在齐国帮孟尝君收债，“载券契而行”，其 券“遍合”。这时的券分为两半，债权人与债务人各执其半以为凭证。 在徽商会票中，有的以骑缝印保留了“合券”的遗意，也有的即省略。 但徽商会票所钤印记很特别：会票上并不钤盖写出会票者姓名印，而 是加盖诸如“恒元图书”“翰墨生香”等具有文化内涵的印记。

第二，会票异地支付的汇兑方式已具有了近代金融意义。会票制 度上承唐宋“飞钱”和“便换的汇兑形式，注入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内 涵，下开中国金融汇兑专营机构———山西票号的先河。如果我们从 白银（实物）———会票（有纸）———网络（无纸）这样一个载体 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来看，从现银支付到会票汇兑是一个质的飞跃。（来源：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作者：汪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