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无徽不成典” 古徽州典当业的那些有意思的行规

来源：合肥晚报，作者：刘志诚 程堂义

众所周知，典当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商业非常发达的明清时期的徽州，典当业更是发展迅猛，有资料表明，当时在徽州的好多村子，一村人均以典当为业，所以徽州典商在江南一带也颇为著名，俗语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而关于古徽州典当业的那些行规，也非常有意思。

当铺初学者该怎么做

徽州俗谚素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说法，生动反映了大批少年外出谋生的一般状况。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豫、鄂、皖、赣四省典当业的调查，“四省典当中用人最多者，达51人，平均每家亦达27人，规模不可谓不大。依职务言之，学生最多，外缺、中缺、工人等次之，内缺又次之，于此颇可证明典业用人，偏于利用待遇轻微之学生，助理中缺之职务”。虽然上述记载调查的是民国时期的典当业，但即使是在更早的明清时代，典业中人以学生为数最多，应当是断无疑义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徽商研究，他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等古籍，应是反映清代典当业运作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就详细说到了徽州典当业的发展。据王振忠教授研究发现，在清代，各地的徽州典当铺都制定有规章条例，据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典铺学徒的社会生活。例如，典当业规定，“少年初出习业，凡事宜勤，心要细，遇事争先，莫退人后，未知者不妨勤问。”这句的重点即为“勤”，“勤则有功，做事须同人前，不可偷懒”，勤怠奢俭是典当从业者贤否的重要标准。

在这些规章条例中，有一条也很重要，那就是，业余时间要操习本领，不可浪费光阴。字算等是典业中人的专业技能，所谓“算盘书字银洋，件件要精，五者缺一，吃亏非小”。一般认为，倘能掌握各类技能，则升迁就是迟早的事情。故此，必须勤学苦练基本功以臻完善，通过提高个人的专业素质，以期将来能自立成人。比如，歙县上丰宋氏盐商在给儿子“安儿”的信中指出：“……先生跟前领教，必要服小殷勤。小官中必须和气待人，见事必须要抢上前去做，不可躲懒。日间无事时，在柜台前后寻点小事做做，切不可躲去后面游嬉。夜间可以习学书字算盘，归除乘法。须要学得精熟，心里要时刻想想做人处世之道、将来如何养家活口之法。典中中班的事，柜台上的事，管楼、管事的事，该系如何做法，问[扪]心想想，能与不能，如其不能，凑要追想此中道理，务要学得能做方可……”他一再要求“安儿”在典中“专心生意，习学书字见识”，一定要“真正习学得见识高明，事理通达，写算皆好”，以期出人头地。

在休宁当地，现在还流传着“过了七里笼，忘记家里穷”的俗谚，七里笼亦即七里泷，为新安江畔的一个地名，时常见于明清以来徽商编纂的路程图记中，这句谚语其一是比喻徽商出外忘家，寓含劝诫之意。其二是提防典业中人养成纨绔习气，“爱穿须要费多钱，粗布衣裳便可穿，试想银钱容易否，恐钱用尽费用旋”；“按月才能起俸金，银钱可见是难寻，除添衣服无多用，莫务浮华枉费心”。一般来说，徽州人素来节俭，但从僻野的皖南山乡来到繁华富庶的江南各地，涉世未深者难免会被纷繁的外部世界所诱惑，故此典业规章中特别强调对学生银钱出入的管制，以防微杜渐。其三是“积谷防饥”式的传统思想，亦即防止一朝失业之无靠，典业中人应从长计议。

除了对学生的约束外，徽州“典当行规中还有不少涉及典业中人福利待遇的条款。如饮食方面，柜友可以自己买菜吃，而小管（官）只能由典内供应。所以在平日，典中拨给一定数目的银钱，“每日每顿，该钱多少”，由专管伙食者监督厨房厨子作荤素各样菜肴，严防厨子克扣。遇到佳节，每桌发酒四斤，规定不准多添，这主要是考虑到“酒能乱性，亦能壮胆，不可饮多”。一般认为，但凡胆大妄为以及各种下流之事，往往是在酒后做出。譬如，酒后胡言，浮谈戏谑，尖言利语，讨人便宜，谈人闺阃暧昧之事，极易引发纠纷。在作息方面，规定典中同人每年告假两个月，回家省亲，不得超期逾限。 学生一般不准出门，倘若遇到家中有要事，则必须禀明管楼先生，告假半日或一日，而且必须“着司务送去，伊家中着人送来，不得私自单走”。学生间或有小病应当外出就诊的，也“须与司务同去同来，不得逗留他事”。

总之，在王振忠教授看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徽州典当工都咬紧牙关，在店中手脚勤快，忠于职守，苦练算盘，结交良朋的。因为这些典当工表现的好坏，关乎家庭的信誉和名声——看到儿子既有了典业中的好职位，又娶得中意的媳妇，亲朋好友自然艳羡，而为人父母者更觉无上荣光。

“白领”式的典当从业者

明代以来，徽州典当商闻名遐迩，俗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据王振忠教授研究发现，在江南各地的徽州典商，很早就引起世人的瞩目。云间（今松江）焦袁喜撰《此木轩杂著》中就记载，明弘治年间，江阴汤沐任石门知县，当时，“徽人到邑货殖，倍取民息，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这一事件说明，官府对徽州典商的取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护。而且，徽州典商之盘削百姓，不只是石门一县独特的现象，而是江南各地的普遍情况。焦袁喜赞赏汤沐的做法，认为是深谋远虑的壮举。不过，他似乎也注意到民众颇为矛盾的心态，他也不得不承认，典铺在调剂民生方面的作用，认为倘若将典铺完全禁绝，土著百姓就会更加竭蹶困窘，转徙沟壑之患将立竿见影。

典当商与盐商、木商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徽州启蒙读物《日平常》这样描摹此一行当：“开典当，真个稳，获得利兮容得本，估值当去无几赊，生意之中为上顶。” 典当生财有道，是诸般生意中的上好行当，典业中人的身价自然亦水涨船高。

首先，进入典铺从业需要专人介绍。其次，典铺中的职员，都是由学生出身的一步步做上来的，他们熟悉典铺中的各项业务手续与相关技术（如银钱进出、典物保管等，这些均较一般商店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故而只要没有特别的过失，常能长期任事而不被更换，于是，典业中人在传统商界中自成一体，其他外行人几乎无从插足。再次，典业中人的待遇比起其他店肆的要好。另外，进出典铺者形形色色，不仅有现时的下层民众，而且还有先前的富商大贾。而当进赎出的典物亦各式各样，既有廉价的什物，也有价值连城的物品。这使得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也就是说，无论是求职门槛、从业技术、日常待遇，还是阅历的人物、经手的物品等，典业中人均独具特色，故而在社会中具有相当显著的地位，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白领”。由于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得典业中人天然地具有高人一等的心理。

“两面”徽州朝奉

而在典当交易行为的过程中，出典人或因生活窘困，或因一时难以周转，而将财物出典于当铺。一般说来，完全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相比之下，典铺外观崇垣环围，门禁森严，再加上典内高高的柜台，典当业者居高临下，更是凸显了其人在此类交易过程中的强势地位。

除了典当业者独特的心理外，典当经营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常常引发出典人的不满。如典当业者在登记典当品时，往往冠以“破烂”、“碎废”等恶劣字眼，殚精竭虑地将典当品描绘成不值钱的物品，藉以避免日后因典当品损坏而引发的纠纷。“虫伤、鼠咬、霉烂等项，皆系各听天命，毫无责任。此种规定，各典皆明白载于当票之上，千篇一律。即有变故发生，物主亦无置喙地。虫伤、鼠咬、霉烂，本所难免，故典质人之损失，有时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这自然也会引起出典人的不满。另外，由于生意上的争执，有时还会酿成纠纷乃至官司。典当柜台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地方，常因“一言不合，暴怒横加，两不相让，争端而起。每有微末之事，至成讼案”。在这种情况下，典铺也往往难逃仗势欺人之嫌。

典当业的禁忌

为了约束典当业者的行为，或典当业者出于自律的考虑，民间社会乃至典当业本身也都形成了一些禁忌。

王振忠教授的研究中就指出，针对典业中人有颐指气使的陋习，典业行规中就专门提到处理与顾客关系的问题：“凡升柜缺，初临场面，切宜仔细，可免错误。宽厚待人，且多主顾。见妇女勿轻戏言，遇童儿更要周到。柜上发货，包内小票务概模出，乡人无知，最多糟蹋……若是乡间路途遥远，取赎少带钱文，为数无几，红熟紫钱，何方帮用，自留买物，未见大亏。再或缺少数文，周全处亦是方便。在我所亏无几，省人周折，都是善事。如遇侮金、铜冲当等情，可恕即恕。及至鸣之地保，警其将来，亦一善处之法。柜外闹事，不执意经官，厚道待人，阴德遗与儿孙也”；另一处也有类似的说法：“同柜诸友，第一要顾生意为最。性气仍要和平，不可拣精择肥，大小皆是生意。况当典柜台，乃是非所在，不如外人之意者多，口角争端，在所难免。当此口角，不可认以为真，要知与外人不过片刻之聚，立时分散，何必用血气之勇而不相能？即让一句，亦就了事，言语平和些，亦可不争。假有小钱不多者，其来人路远，又何妨减些以成其事，此所谓得方便处行方便，亦获福之一道也。假若不然，芥子之微，弄得不了，典中望下不去，必须经官，而后带累东家，花费银钱，同事大众不安，彼时却悔当初，已怃及矣。慎之！慎之！”上述两条都指出：典务生意最重要的是在柜上，生意之大小，是否有争端，都是由此而起，故而为典铺中的关键所在。因此，“徽老大”（头柜朝奉）要宽厚待人，不可调戏妇女，对于儿童更要好好接待。对于那些见识不多的乡下人也要妥善处置，即使取赎时少带了一些钱，倘能省其来回奔波的周折，也是善事一桩。至于因争执引发的纠纷，不要轻易告到官府，这也是厚道积德、为子孙求福的善事。

由于在典当经营中，除了规定的利息之外，还有存箱、皮纸、足利和找头等费，这些费用成为典业中人的额外收入，因此，路途遥远的出典人倘若少带了钱文，典业中人如能酌情处理，其实对于典当业者本身影响甚微。此种临事斟酌与人方便，自然可视为典业中人的积德求福之道。

不管怎样，当时鄂皖赣各省内的当铺，不论股东与伙计，均以来自徽州者为数最多，徽帮典当，因以形成一部分特殊之势力。王振忠教授认为，虽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典当业的人事组织有徽帮、宁波帮和绍兴帮等几种代表性的典当业组织，但还是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责任明晰，合于管理精神。经营管理的制度化，应是徽州典当商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