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绍兴钱庄业发展历史

绍兴为我国钱庄业发祥地之一。明代中后期，境内商品交换日趋繁荣，内地货与外洋货同时流通于城乡市场。随着商品流通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境内货币种类增多，外国银元流行，出现制钱、饼银（银元）并用的局面，以兑换银、钱为业的钱摊、钱肆应运而生。尤以城乡手工作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绍兴老酒、茶叶、丝绸、锡箔大量生产，并销售国内杭州、宁波、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以及东南亚、西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金融行业继兑换银、钱之后，以借贷资金为主要业务的钱庄业逐渐兴起。钱市行业开始从“银钱贵贱”（即兑换比价），向“赊贷子息多寡”（即存放利率）和不同地区间的汇划业务发展。

至清康熙、乾隆年间，境内商品生产更趋发展，一些经营老酒、丝绸、茶叶、锡箔生产和销售的酒坊、茶栈、箔庄，资本日见浓厚，与外地商行关系更趋密切，开始向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投资创办钱庄，成立行会组织。《中国近代 金融史》载，清康熙六年（1667），有绍兴人在北京建立银号（南方称钱庄，北方称银号）会馆，名曰正乙祠，即为钱庄的行会组织之一。乾隆年间（1851～1874），绍兴人赴上海开辟钱庄业获得成功。《上海钱庄史料·关于上海钱庄的起源》引郭孝先回忆云：“1736—1795年间，上海尚未开埠，其时有浙江绍兴煤炭商人在南市开设炭栈，时以栈中余款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店铺及北洋船帮，以权子母，以后逐渐推广，独树一帜，遂为上海钱业发起的鼻祖”（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钱业界望人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说同）。此后，绍兴人在杭州、上海开设钱庄者与日俱增，形成“绍兴帮”，或与宁波合称“宁绍帮”。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云：“清代钱庄，绍兴一派最有势力，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此派之力也。”绍兴帮钱庄多以经商起家，转而开设钱庄，占据上海等通商口岸优势，凭借手中财力，到绍兴等地收购老酒、茶叶、丝绸、锡箔等商品，经上海转运出口，资本积累形成良性循环。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绍兴人董庆章，在沪、杭、甬等地经营丝、茶、典当，积资累万，先后在绍兴开设镒源、镒康、明记钱庄，在杭州开设镒钱庄；同治、光绪年间绍兴人张广川，“其先人以生意起家”，“绍兴之开店铺者，多行其资本”。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因此云：绍兴帮钱庄“性机灵，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别树一帜。”

绍兴钱庄业在向外发展之际，本埠同样取得长足发展。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境内已出现现兑钱庄（以兑换为主要业务）、汇划钱庄（以异埠款项划拨为主要业务）、非汇划钱庄(以本埠存放款为主要业务）三种类型的钱庄。并且钱庄不断增多，除城区外，商品生产和流通比较发达的农村集镇，也都有钱庄之设。光绪十二年（1886），仅山阴、会稽两县就有钱庄42家。随着钱庄的增多，同行之间的资金活动日益频繁，各种公议行市，相继出现。到19世纪末，绍兴钱业市场颇为活跃，一面与杭州、宁波、上海等地市场频繁往来，每天有申汇、杭汇、甬汇等汇水牌价；一面对绍属各县及金华、衢州、兰溪一带调剂资金，使苏、沪、杭、绍、甬的钱业市场联成一片，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促使各埠之间资金的合理流动，得到供求之间的平衡。
辛亥革命前后，受政局影响等原因，绍兴县钱庄下降至20余家。中华民国成立，市面复苏，民族工业相对获得发展机会，绍兴钱庄业迅速恢复发展。绍、杭、沪 三地钱庄，相互投资，互为联枝。民国６年（1917），杭州钱业股东人数和投入的资本额中，绍兴帮分别占有45％和42.9％（《杭州的钱业》）。《上海钱庄史料》载：民国10年上海有钱庄69家，绍兴帮占38家；民国22年上海有钱庄72家，绍兴帮占37家。“宁绍帮仍握钱业之牛耳”。其间，绍兴本埠先后内河轮船通航，公路建成通车，电话开通，电力起步，促进了城乡经济繁荣。境内棉茧集散地安昌，珠茶集散地平水，丝绸密集地华舍、下方桥，粮食、绍酒吞吐地柯桥等集镇，市场繁华，钱业相应得到发展。民国21年，绍兴城区有钱庄51家，按股本多寡有大同行、中同行、小同行之分，一般大同行股本３至６万元，中同行１至２万元，小同行不足１万元。时大同行有汇源安记、乾泰源、同吉、开源、承源、怡丰、元康、同济、晋源、同和源、元昌、恒升明记、鲍景泰、乾昌、裕源昌、敦源、复裕、储成、?源、祥和、谦泰、同德、巨泰、悦康、信源、志和、泰源、振升、祥源等29家。中同行有怡泰、恒隆、宜昌源３家。小同行有同裕、怡源、福源、正裕、振源、信孚、怡昌、义源、宝源、达源、怡升、盈源、裕和、咸亨、恒豫、恒和、茂源、鸿源、久大等19家。乡下安昌、柯桥、华舍、临浦、崧厦等集镇，均有钱庄，其中安昌镇多达８家。

至民国时期钱庄已形成完善的经营管理系统。钱庄设经理、协理、襄理，听命于股东或股东会，负责经营管理。下设业务、会计、出纳、文书各部门，各司其职。工薪按职务分级。盈利分红兼顾股东、经理和职工三方。同业公会以公议管理同行。合伙经营订立合伙议单，设董事会。业务经营立足于吸收存款，外来资金多超过资本10倍至20倍，以扩展营业。放款分信用、抵押、往来透支数种。结算形成“虚洋本位”的汇划制度，长期有效运用，已具现代银行异地结算、同城结算雏形。

当钱庄业蓬勃发展之时，银行业也在绍兴兴起。民国３年中国银行绍兴支行率先成立，此后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相继在绍建立分支机构，出现钱庄与银行互相竞争局面。民国23年绍兴交通银行营业报告称：“银行之兴起，正复未穷；同业之竞争，势却愈烈，而绍兴金融掌握，尚在钱业，盖历史久远，有以致之。”是年钱、银两业，仍以钱庄业致利最丰。日军侵占东北，绍兴经济每况愈下，茶叶、丝绸、老酒、锡箔等主要产品，内销不畅，外销停滞；市场萧条，商店倒闭时有所闻；钱庄放款难收，倒帐日增，陷入困境；银行兴起，竞争加剧，钱庄业务大批向银行转移。加之废两改元和法币推行，钱庄数十年间赖以获利的划洋虚元本位制从根本上开始动摇。民国25年交通银行营业报告称：“自币制改革后，银行以法币为单位，钱庄仍以‘绍洋’为基本法币，取款时除贴现外，更取手续费，各业遂与银行往来，钱业无现币交易，业务受一大损失。”各银行又以其地位和优势，相继开办储蓄业务，大量吸收存款，钱庄资金来源日趋缩小，开始全面衰退。及至日军侵绍时，钱庄业进入停顿状态，仅存的25家钱庄，全部闭歇。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略有恢复，但因内战爆发，再次陷入瘫痪，长达数百年历史且对绍兴乃至江南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钱庄业，从此一蹶不振。（节选自《绍兴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