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绍兴当铺历史

当铺是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是绍兴境内最早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南朝时越中寺庙，多经营质库，初以布施济贫为宗旨，后演变 为一种营利手段，使豪门巨富的窖藏资金，获得营利途径。南宋时，绍兴典当质押，已见诸陆游《剑南诗稿》中。明清绍兴典当业已有相当发展。迨至清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入浙，典当骤减。绍兴城内仅存菩提弄信和一家当铺。战后贫民当质骤增，又有德和当铺开业。其取息虽高，仍门庭若市，当铺日增。至光绪年间（1975～1908），山阴、会稽两县，即有当铺65家，规模大小不等，大者资本二三十万元，小者不过二三万元，而盈利甚丰。盈利来自利息、收费和满货（到期未赎之抵押品）溢余三方面。同治至光绪初年，月息高达２分７厘至３分；收费名目有存箱费、绳索费、包皮费、栈租费、保管费等，纯属当铺成本性开支，均转向质户收费；满货溢余则更甚，当铺压低质物价值，常以“值十当八”，而实则随意贬值，漫无标准，一俟满货销售，盈溢颇多。德和当铺，每两（典当货物的计量单位）满货，以值二两二、三出售。当铺从利息、收费、满货三重获利，质户蒙受损失巨大。民间称当铺“外示慈善，内则苛刻”，视典当质押为饮鸩止渴。质户因负担过重，只好另谋借贷或变卖抵押品，质户相对减少，当铺因此营业清淡，店家减少。

中华民国初年，典当业略有回升，当铺随之增加。民国４年（1915） ，仅绍兴县境内就有当铺52家，其中城区有德和、至善、正德、怡德、善兴、济安、尚德、荣德、恒德、厚昌、润泰、恒济、衍庆、衣德、怡和、容大、裕丰等17家；农村集镇柯桥、华舍、东浦、安昌、斗门、下方桥、党山、临浦、漓渚、皋埠、樊江、马山、马鞍、阳嘉龙、孙端、平水、汤浦、东关、啸唫、沥海所等地，均有分布。鲁迅儿时经常出没的恒济当，就在城区朝东坊，铺主马介卿。

至20年代，典当业已形成完整的经营管理系统。绍兴当铺均设经理、协理，全面负责管理；下设四部，各司其职：帐部管理银钱帐务，柜部专办临柜当取，楼部负责质物收发、保管，饰部专管金银贵重器物。店员按等列级，循序晋升。柜部有头柜、二柜、三柜之分；楼部有楼一、楼二、楼三直至楼十之别。等级分明，责权有别，不得逾越。工资按等级分高低，分红按等级差额，经理、协理得一半，其他职工得一半。营业中有利息规定、收费规定和取赎期限规定。取赎期以12个月至18个月为限，通货膨胀时，缩短至３个月。民国24年（1935）调查，质户实际取赎期为：５个月以下占70％，５至10个月占15％，10至18个月占15％，质户尽力早赎，以免受高利盘剥。当铺内部尤重安全管理，房屋、仓库、营业处所防火、防盗、防霉设施完备。当铺用房，多重门高墙，深院广厦，上起高楼，下藏地窖，不亚于豪门府第。

30年代初，全省有典当业319家，以绍兴为最，有源泰、万康、同福、厚裕 等44家。由于满货销路不畅，当铺从盈溢转向亏贴，每况愈下。范达卿《绍 兴之典当业》称，民国21年后，外货充斥国内市场，特别是东北沦陷，日商大量倾销丝绸产品，连带发生布匹等纷纷跌价，出现“取赎衣服之价，较新制为高，多弃而不赎，满货激增”。由此当铺资金大量积压，运转失灵。削价出售中金银、铜锡、衣服统扯，质价１元，仅能售得七八角；大宗衣着用品，更由于“绸布花样日新月异，衣服式样改变尤速，以此时代落伍之货物，欲其 售脱，须照当本减至７折，甚至对折者”，“珠子一项，自女子截发，佩者甚少，价格跌至二分之一”，“金饰本可获利，乃满货无几”，“银饰一项，差可归本”。当铺不直接销售满货，一概转由提庄销售。提庄成批收受满货，然后把金银珠子转给银楼销售，铜锡器件销给铜锡作坊作生产原料。穿着用品分高、低、棉、单各档，按季节时令分批出售，除销本地衣庄外，兼销外县，绸货、皮货运销外省，低档货则分散给肩挑小贩下乡销售。当铺销满货于提庄，每至年终结帐，既损失当本，又积压资金，两面受损，渐趋停业。至30年代中 期，绍兴县仅存当铺21家，后又续有关闭，一度仅剩６家。抗日战争爆发时，当铺鲜有营业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局虽号召典当复业，终因社会资力贫乏，复业者无几。至1949年绍兴解放时，仅存的两家当铺，亦名存实亡，典当业由此消失。（节选自《绍兴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