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明清以来徽州典当业在城市的分布和发展

在明清３００余年中，徽商可以说是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徽人何以在“四民社会”中甘当“逐末”之流？这首先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一

徽州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皖南山区，“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颠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交通甚为不便，弘治《徽州府志》云：“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这样一个几近封闭的天然环境，本是安居乐业的一方净土。自魏晋以来，中原经历了数次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封闭的徽州便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日益突显。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引用《止庵集》云：“（明季）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在出产难以自给的情况下，徽州男子便不得不出外谋生。

徽州多山，虽然不宜稻粱，其他物产却相当丰富。“赵吉士曰：吾乡歉于田而丰于山，宜桑不宜稼。”道光《徽州府志》载：“婺、祁山多田少，民多植杉木为林”。徽州人出外经商，首先经营的就是本地一些土特产，“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木业和茶业于是成为徽商经营的首选。徽州当地的稀缺之物，例如盐、米粮、布匹、桐油等也是徽商主要经营的行业。随着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徽商也开始染指金融领域的高利贷经营。总体上，徽州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二

虽然，典业列于徽商经营的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之中，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典业和其他三种行业存在一定差别。商业，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由于没有具体的经营对象，也没有买卖过程，所以，典当业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范畴，和其他行业的原生性相比，典当业更带有其独特的寄生性。但是，由于经营典当业需要可观的启动资金，因而涉足的都是拥有大量资本的富商大贾，所以，一般也就把典当业的经营者统称为典当商人。资金限制，使得经营典当业较之其他行业具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不管从何处起家，必须在拥有了大笔资金之后才能投资典当业，因此，可以说，典当业要在其他行业相对繁荣的基础上才允许进入，换言之，典当业的起步在相当程度上要寄生于其他行业。明清商业的普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徽州商人在经营其他行业上的巨大成功，都为徽州典当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虽说“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无远弗至，但是，邻近的东南长江三角洲一带，仍然是最便利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经营之所。“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下面就以扬州、南京、苏州和上海等地为例，探讨徽州典当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分布和发展情况。

三

扬州地处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之交汇点上，是为南北往来之重镇。大运河的开凿，给扬州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到了唐代，“扬一益二”已为天下所共知。唐肃宗时定榷盐法，由产盐地设立监院榷售，两淮是全国重要的产盐区，两淮盐业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盐业成为促进扬州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到了明清，两淮盐业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随着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之繁盛更加今非昔比。“江都当江淮之冲要，俗喜商贾，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庶为诸邑最。”出外谋生的徽商大都怀着“古之为市者，必于通衢大都”的信念，作为江淮沿海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扬州自然诱得大量徽商趋之若骛。

盐业是扬州最具吸引力的产业，即便到了清末，左宗棠仍然认为“江淮财赋以盐课为大宗”，力图复兴淮鹾。业盐可以垄断盐源、左右盐价，从中牟取暴利。精明的商人竞相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明清时期，扬州的外地商帮以西商（来自山西、山西之商人）和徽商为显，明朝政府实行的“开中盐法”，以及此后的“开中折色”及“纲运制度”为徽商进入两淮盐业提供了便利。据研究，“西商先至两淮，徽商后来居上，且多集中在扬州”。近人陈去病认为，徽人出外经商“在扬州为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从明中叶起，扬州盐商中徽商就超过西商成为了主体，民国《歙县志》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可见，徽商在扬州已经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扬州商业的繁荣，加速了金融的流动，金属货币的流通和支付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民间需要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此时，坐拥大量资本的徽商正在为他们的财富寻找新的新出路。经营典当业必须有大量启动资金，这一特殊前提对于徽商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对于寓居客地的徽商来说，经营典当业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这比起许多其他行业，经营的风险要小得多。于是，很多在商业活动中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的徽商，开始改治或者兼营典业，从事高利贷活动，带动了扬州典当业的发展。徽商在扬州的独特地位，帮助他们实现了对扬州典当业的垄断，扬州“质库无土著人，……乃令新安诸贾擅其利，坐得子钱”。以下是摘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盐业》中的几则材料：

１、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 （民国《歙县志》卷１，《舆地志·风土》）

２、（黄）处士讳谊，字宜之，东泉其号（歙县潭渡人）……稍长贾于闽、鲁。……遂转毂于温、于杭及汴、扬都会之区，盐与子钱并举，择人而任，时间出，廉贾能度，息更倍入，厚积而速成，同侪莫之或及。（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９《黄东泉处士行状》）

３、（汪）君讳福光，字世耀，西溪其别号也。……少有远志，尝念累积亨成，玩则易败，乃学陶朱公，师研乘心算，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及与人约剂，然诺不苟，张弛有方，识者谓得致富之道。里人争用其术，率能起家。数十年来，乡人称富者，遂有西门汪氏。（《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６《益府典膳福光公暨配金孺人墓志铭》）

４、汪德昌，字心田，郡城人。……游淮扬，佐办南巡大差，诸商人咸赖之。家小康，不事居积，专以周贫济急为事。……尝以数千金贷贫乏，归偿无力，悉焚其券。（民国《歙县志》卷９《人物志·义行》）

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徽商在扬州选择盐业起家，赀至“千金巨万”时，便将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地转向典当业经营，将其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一举动既是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扬州的典当业是在商业尤其是盐业极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倚靠盐业孳生的一种金融服务性行业。在扬州，盐业与典当业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皮***”关系。

四

公元２２９年，孙权定都建业，此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在此建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获得了较早的开发，隋唐之前已经是公认的江南中心。公元１３６８年明王朝又建都于此，在明初五十三年里，南京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再次巩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皇宫和六部衙门，这里仍然是两京之一的陪都，人称“京邑”或“留都”，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品经济极为繁荣。全城有一百多个行业，城内主要街道两侧都建有“官廊”，用于买卖货物。可以说，南京的经济繁荣，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因素。

南京地处长江尾闾，明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这样记述：“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明清以来，徽商大量聚集南京，从事典业、木业、茶业、墨业、书籍业、颜料业等商业经营。典当业方面，无有能与徽商相匹敌者。“（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香港学者罗炳绵利用《大清会典》记载的当税收入来估算当时典铺的数量，他认为，康雍乾三朝全国的典铺数字分别是“一五Ｏ七、一四七Ｏ、一九三五”，上引“五百家”之数，至少也要占到全国统计数字的２５．８％，南京一地的典铺数量竟然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强。虽说这些数据都不是精确的统计，但是，足以窥见明清时期南京典当业的繁荣程度。在这其中，徽州典当由于资本充裕，取利较低而占有绝对的优势。大量徽商聚居南京，带有徽州地域风情的风俗***惯也渐渐在南京蔓延开来。清时新安人王友亮所撰之《上新河竹枝词》有云：

茅檐虽小惯藏春，底事蛾眉小耐贫。一掷黄金轻远去，小苏州半数徽人。（前明留京士夫多觅妥于此，谓之小苏州）

上元佳节兴堪乘，酒价还随烛价增。准备缠头休浪与，居人相约待徽灯。（徽人每年四月举行天都会，会上精巧的徽州灯争奇斗艳，官绅百姓无不争往观赏，热闹非凡。）

除了商业大都会所必要的交通便利等因素，南京的繁荣还有其特殊性。它位于七大古都之列，有着普通城市所不可企及的王者之风，这在聚积人气、人才和资本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南京的商业发展可以稳中求进。和扬州盐业独树一帜不同，在南京，商业繁荣呈现齐头并进、遍地开花的态势，徽州商人在此经营行业的涉及面也更广泛。在扬州，盐业随着明清盐政的改变而起伏不定，道光年间清政府“改纲为票”，两淮盐业遭受重创。支柱性产业突然倒塌，扬州经济也就因此一落千丈，一蹶不振直至今天。其他行业如典当业所赖以生存的良好金融环境遭到破坏，往日的显赫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相较而言，南京这一原生性行业普遍繁荣的城市为寄生性的典当业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生存土壤。

五

苏州，至迟自宋代起，其经济功能便强于政治功能。确实，吴王“阖闾之时大霸，筑吴城”，已经是公元前５１４年的事情了。此后的苏州，再也没有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如此，从隋“平陈，改曰苏州”以来，苏州的名声却一直很响亮。

苏州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最早诞生的一座城市，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迁，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美名已经广泛传播。从宋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足见苏州经济地位已居全国之冠。“迨至明清，苏州城市发展则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已成为沿太湖周边的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是上海未开埠前南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全国性的中心城市。”
苏州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它处于全国地势最低的长江三角洲平原上，适合水稻和蚕桑种植以及淡水养殖。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为苏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苏州附近水网密集，北枕长江，西临太湖，其间又有阳澄湖、淀山湖、金溪湖、庞山湖等星罗棋布。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府城内河凡三横四直”，四通八达的水道也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

明代中期以来，苏州的商业已经相当兴盛，万历时有人称之为江南首郡，“财赋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进入清代，苏州的城市经济更是达到了高度繁荣阶段。孙家淦《南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的写实画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盛况：画面有熙来攘往的人物一万二千多人，可辨认的商铺二百三十余家，主要涉及的行业有丝绸业、棉布（花）业、染料（坊）业、蜡烛业、烟草业、餐饮业、典当钱庄业等五十余个，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善于追逐“蝇头之利”的徽商，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富庶之地，纷纷前来贸易。“新安六邑多懋迁他省，吴门尤夥”。“凡商旅辐辏之所，往往谋构，统名为会馆”，苏州的会馆中，以徽州会馆为最多，可见有不少徽商在苏州营生。徽商在苏州的各行商业中都很活跃，其中尤以布商、丝商、粮商、木商、典商为最盛。号称“江南之冠”的苏州典当，就是以徽州当为主。苏州府常熟县立“永禁扰累典铺碑”（康熙二十年），这一呈词是以“附居徽籍商民毕义和、曹恒达、叶显贞、巴恒盛、汪谦吉、孙浩源、罗仁兴、汪宗、吴奇、程隆等”为首的典商上呈的，“吴奇、汪宗、程隆”还司“典头”。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提及苏州当铺直接称之为“徽州当”，苏州的“徽州当”就和当年的“扬州扦脚”和今天的“菲佣”一样，成为某一行业中优秀从业者之代称。徽州当拥有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经营规模，在苏州首屈一指。《豆棚闲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老朝奉汪彦希望儿子汪华继承家业，给儿子三千两到平江开典，“平江是个货物码头，市井热闹，人烟凑集。开典铺的甚多，那三千两哪里得够。……须得万金方行。老朝奉也道他说得有理，就凑足了一万两。……”典业以资本及规模大小分典、当、质、押四类，“典的资本通常都需数十万两”，汪华这笔资金已经足够开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尚处历练阶段的徽商就能开设这样一个典铺，可想而知，数十年之后，他的典业经营是何等规模。典当使得平民生活的燃眉之急，小本经纪的生产资金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比起高利贷的利重期短要好许多，因此具有相当社会基础，有平民“娘舅家”之称。

明清苏州城，人口密集和商业繁盛首推西北部，特别是阊、胥近水一带。“城中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以阊门为中心，西北至虎丘、正西至枫桥的运河两岸，往东到阊门内的东中市、西中市，直至城中心的观前街，往南至胥门内外，是苏州的商业繁华区。这一地位一直要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上海开埠，以及后来无锡、常州的兴起”，才有所改变。

典当业是依附于商业发展而后起的寄生性行业，因而，它一般都会选择商业繁华区开设典铺。笔者在苏州档案馆找到了清末民初几份典当业统计资料，它们分别是《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光绪三十四年）、《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宣统二年编刊）、《江苏全省典业商号经理姓氏营业所一览表》（民国二年）、《吴县县商会名录·典当业》（民国十七年）、《吴县典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登记调查一览表》（民国二十二年）、《吴县质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民国三十四年）、《吴县典当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民国三十六年），这些典业登记名册同时记录了店址所在，虽然统计会有缺漏，但是正规典当均有登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状况。将登记表中的店址一一标识到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苏州城区典当业主要集中在三大区域（均为今地名）：一、从虎丘到阊门的山塘街和从枫桥到阊门的枫桥路的阊门内外；二、以玄妙观为中心，北起中市街、南到道前街十梓街，西起学士街、东至平江路的市中心区域，包括其中的主要纵横大街，三、胥门、盘门、葑门、娄门、齐门内外。这一分布与上文所述苏州的商业繁华区相当吻合，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水陆交通便利的几个城门内外。这充分证明，典当业虽然不是原生性行业，不经营自然物产，但是它仍然往热闹的区域聚集，寄生在这些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中，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行业提供便利。

苏州，特别是阊胥一带，在明清以来一直是整个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重心，苏州当时的地位，类似于今日之上海。当时的上海还仅仅是“苏州经济圈”中的一个小县城，谚称“小上海，大苏州”，但是萌发中的超越势头已经清晰可辨，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苏州开始衰落，上海则取而代之。

六

明清时期，工商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均是徽商活跃的场所，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地区自然也不例外。“政治、物产、军事、交通，中国传统城市兴起的这几条重要途径中，前三条都与上海无关，但最后一条交通优势，被上海轮着了”，上海逐步走向中心。“明中叶以后，上海逐渐形成内河航运、长江航运、沿海北洋航运、沿海南洋航运和海外航运五条航线，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造船业相当发达，带动了木业、桐油业的兴盛。而且当时的松江府还是全国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美誉。

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吸引了不少徽商驻足。徽商在此经营的行业有棉布业、木业、茶业、盐业和典业。上海的老城厢小东门外一带，靠近黄浦江，便于进出，商人纷纷聚集于此，至今此处还留有他们的印记。十六铺附近那些带有鲜明行业特色的街名就是昔日繁华的最好注解。“盐码头街”、“外咸瓜街”、“豆市街”、“篾竹街”、“竹行码头街”、“公义码头街”、“花衣街”，这些保留下来的街名个个都在诉说着骄人的过去。在南市斜土东路一带，还保留有一条名为“徽宁路”的街道，这条路即有上海著名的“徽宁会馆”而得名。据载：“（徽商）投治贸易，于乾隆十九年间，同乡公议捐资，于小南门……置买民田三十余亩，建立徽宁思恭堂，栖停棺柩”。徽商来到上海，多聚集十六铺、南市一带，形成较大规模的商帮之后，即于南市斜土路附近设立了“徽宁会馆”。如今会馆已经不复存在，这条“徽宁路”便成了这一历史的见证。

典业是商业的影子，商业发展到哪里，典业就跟着发展到哪里。《太函集·汪处士传》载：“（明）世宗末年，处士春秋九十矣，……云处士始成童，以积著居上海，……初，处士受贾资不逾中人，既日益饶，附处士者日益众，处士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应之，户无留履。处士与诸子弟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于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顷，乃大饶，里中富人无出处士右者。”这位汪处士得经营相当有声有色，这家徽典的影响超出了上海的范围，由于经营有方，汪处士可谓是名利双收。明时，有关上海徽典的记载还比较少，说明徽典还没有大量进入上海，从清初起，这类记载就逐渐多起来。华亭董含在《三冈识略》中写到：“新安有富人二，一程一汪，以贾起家，积财巨万，性鄙啬，虽产日广而自奉弥俭，以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锱铢必较。”据研究，直到清末，上海６９家典铺中仍然有３０家为休宁、歙县人所开。典当业是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而上海则是现代化因素较多的新兴城市，清末，银行、合作社等新式金融机构率先登陆上海滩之后，典当业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但是，由于这种衰落与替代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一种普遍趋势，徽州典当业甚至整个典当行业开始挣扎着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七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徽州典当业在长江三角洲这一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有着较为普遍的分布和高度发展，这在商业繁荣、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尤为突出，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徽州典当业还向广大农村地区渗透。但是大规模的典和当基本聚集在城市，乡村里的大多是资本、规模都较小的质和押。扬州、南京、苏州和上海是徽州典当业集中分布的地区，由于江南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过江北，所以随商业发展而发展的典当业在江南也较江北分布为多。民国二年江苏全省典业公会成立，对江苏省的典当业状况进行了统计，《江苏全省典业商号经理姓氏营业地点一览表》显示，清末民初江苏省典当业已经开始在南通、无锡、苏州、上海等地密集分布，这和该时期扬州衰落、无锡、上海兴起这一城市经济变迁过程十分吻合，从反面证实了典当业必须寄生于繁荣的商业经济之上的规律。（作者：徐玲，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