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贵阳有好几家当铺。抗战以前,他们的生意都相当好,有些当铺因此而发迹,成为财力雄厚的大户。
当铺增至多家
据资料记载,贵阳的当铺行业,抗战以前全是陕西帮的独门生意。抗战开始后,因币值日渐贬值,当与赎之间币值悬殊太大,当铺纷纷改行,虽剩下城南的新鑫典、城中(法院路)的裕民典、城北(三才巷,四方井)的鼎丰典3家,但也因为分布疏散,法币贬值等影响,其营业也是不绝如缕,大门上常贴出“止当候赎”的条子,随时皆在停业。
抗战胜利以后,贵阳金龙银楼的王金龙猎奇似地在正新路新开了一所金龙典。好景不长,散财如王金龙者,也只得将当铺拱手顶与开设南京拍卖行的张少卿,改名正新典继续经营,是为非陕西人开当铺之始,但是营业仍是难于顺手。后来,金元券加速贬值,全市所有的四家当铺全部停顿,及至行使银元后,除了这四家开门以外,慈善路口新增了一家正大典,仍是传统的陕西帮,接着河南路口也居然打出“合昌押当”的旗号,到此,贵阳算是有了六家典当行,由贵阳环境的需要,仍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站在开当铺的立场来说,济人之急,利人同时固然也利了自己,将本求利,还带有几分“慈善为怀”的意味,是最正当不过的行当。
选择僻静处开业
当时的当铺大都不在大街旁,必须选择一离大街不远,来往方便之地设立。因为当物品的人,虽然大多是城市劳苦人民群众,但也有穷困官僚绅士,在社会上还戴着“假面具”,耍官派,恐怕被熟人看见,会丢面子的。开当铺的人为迎合这种顾客心理,就选择僻静地点开业。
当铺开门营业,来当人将所持物品交柜上估价,由站柜者接过物品,看其贵贱价值高低,与当物人商定当价,由经手人包捆完毕,向写票记账人报明货物品种数量件数、所当银钱数目后,经写票记账人写明登记完毕,将当票交站柜经手人。当铺每天都要把各种当品分类保管。
凡是贵州典当利息,历来都是银二分半钱三分。满期不财取的货物称为“死当”,可由号中清理出来卖给估衣铺。因此如遇当铺有满期未赎取之货物,估衣铺即来接洽购买。来时先问明是哪个月的货物,要登记簿子查看,簿上有金银首饰若干号,珍珠宝石若干号,衣物棉絮若干号,彼此面议价值,根据当价数目,每两或每元加一成或二成、三成,不论品种好坏,价值贵贱,一律点交,如当价一两,品种现价十两、百两均照当价计算,不另加分厘。如号中有霉烂腐朽,一文不值的物品,也由估衣铺按当价接收。
如当铺或街邻火灾,当铺只有关门,任其燃烧,不能搬出一样物件。因为在当票上早印得有如遇天灾,各听天命的字样。当铺中所有各种物品,都是千百家质当之物,值此万分危急之时,一时抢救不完,抢出物件,是谁人的物件,号牌扯乱,难以证明,只有尽力扑灭火灾,希望整个保全;如不能扑灭,只得听任其烧光。贵阳典当行业历年来没有行会组织,在1931以前,每年只有在刘公祠春秋二季集会,且又多在陕西会馆。
金器最受欢迎
在贵阳开当铺的,多系在外省做官告老还乡者,他们在做官时大多中饱私囊,拥有雄厚的资金,除购置田土房产外,余钱无处安顿,存放在商号里生息,每月所得月息不过八厘,他们嫌利息太低。当时贵阳商场交易,不如其他各大商埠,没有大批货物购买,需要资金不多。只有做云贵烟土生意的商号,可以吸收大宗资本,但拖骗倒闭之风时有发生,存款生息不大可能;且那时经营烟土业者,多系湘、赣、苏、浙商人,他们均拥有巨额资金,不需吸收存款经营。故拥有丰富宦囊人士认为,只有开设典当,较为有利大可靠。
典当是专营发放高利贷、榨取高利的行业。借贷的方式以有价物品来抵押金钱,每月取利高达二分五厘以上。故还乡达官贵人中有若干人家,均开设典当业为谋取大利来源。
不过除了“窃盗”与过往旅客的当当常有满期不赎的情形外,情愿“当死”的很少,即使无力付本的也必设法付利转当。
说到当铺最欢迎的物件,第一是金器,当价可高达三成,其次是较有值价的衣物。每天的交易额颇难把握,因此,当铺多与钱庄有关,互相调拨。
贵阳当铺的衰败
典当铺成立以来,从来都是现金交易。所当数目,写明在当票上,不能变更。民国二年,滇军唐继尧入主黔省执政,在全黔省印刷黔币,大量发行。市面黔币充斥,金融大为混乱,币值大跌。后来竟成为每元黔币只值银元二角。当铺付出银元,收回黔币,致使各当铺历年重盘剥之金钱,亏蚀大半。继后币值日渐贬值,典当业均相继关门。
据民国时期的《贵州日报》记载,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凋零,以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为本质特征的大小当铺遍布筑城,达几十家之多。
当铺的兴旺成为社会民不聊生景况的生动折射与真实写照。当铺的老板、经理当然是十分凶狠的剥削者,朝奉先生虽然是被雇来的职员,但也不失为老板、经理的帮凶。他们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善于察颜观色,娴熟行业暗语,识得“三教九流”。朝奉先生确是很有丰富的处世经验的,无论任何人进门,他们总要打量一番,如是熟识的官僚豪富,则点头哈腰,竭尽奉迎之能事;如是读书人模样的,朝奉先生说话也许会和气一些,如是穷苦百姓,则奚落凌辱,不遗余力,实为小民所不齿和憎恨。
旧时当铺是搞抵押贷款的,是一种残酷的高利贷剥削。那时,社会上流传的“穷死莫去当,屈死莫告状”的话语,正反映了当铺盘剥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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