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乾隆时期当票讲述天津当铺史

1952年天津最后关闭的老当铺“万成当”

在陈先生家中，记者见到了安置在展示框中的这些当票，虽然当票的毛头纸略有些发黄，但每张纸上的字迹和印章依然很完整。这几张出自“天顺当铺”的当票抬头为当铺的名称，名称之下写着“当票”两个字，中间则是典当物品的名称和典当价格，当品分别是马灯、书柜、桌子、马褂等，价值最高的书柜当了20两白银，价值最低的马灯当了1000文大钱。在当票的最右端是这家当铺的当票编号，最小的编号为“亨字拾号”。当票上的日期最早的一张为“乾隆三十年三月七日”。

据陈嘉荣先生推断，这几张当票有可能是这家当铺开业时的，因为所有的当票编号比较靠前。在当票的右端，当铺先生用毛笔注明“赎期壹年过期无用”，又在当票上盖了几个“天顺亨记”的防伪章。

陈嘉荣先生说，在20年前，喜爱收藏票证的他在沈阳道见到有人卖这些票证，立刻用10块钱将这些票据买了回来。而当时的10块钱可以在普通的饭馆内要上三菜一汤。

天津当铺史提前89年

天津市资深金融学家张澜生先生告诉记者，只要将东西典当了，无论将当品赎回与否，当票是最难留住的，因为个人将当品赎回，当铺必然将当票撕掉；死当后，当铺也要将收当的底联最后销毁，因此，找一张完整的老当票真像大海捞针一样。

天津有记载的典当业始自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河东(今河北)兴隆街的天聚当，而天津当铺真正的发展却是光绪年间。张先生指出，如果说“天顺”号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开张的一家当铺，那么天津当铺历史的记载则又提前了89年。

◆典当标准多变迁月息三分变二分

张澜生先生说，自清光绪初(1875年)至庚子变乱(1900年)26年间，当时天津城乡当铺共32处，乡区12处。每所质架货值多至十五、六万(两)白银，少则十二、三万(两)白银，而且各项制度也较完善。例如当息为“吊二百三”，即当价一吊钱以上按二分纳息，一吊以下则为三分。

典当业的种类最初是典、当、质、押四种名称。而押即俗称之“小押”，就是个人用在其他当铺的当票二次典当，这时典当当票获得的现金更是少得可怜，更近于重利盘剥，在天津老城(华界)是不准设立的。1930年以后，统称为“当铺”，仍按资本额大小领取不同“当帖”(即营业执照)。过去天津典当业的资本，因所处华界或租界而有区别。华界资本限额分四等，最低不许少于4万元，租界则限制不严。当铺一般独资居多，也有合资集股的。开业之前首先领取“当帖”，清朝时称为“龙票”，由公会会员两家介绍，公会批准入会后向当局申领。

当商的营业法则多年来几经变异，1930年以前，天津当铺沿用旧例：当期24个月，利率二分五厘，年终照例减息一月“以恤民艰”，若遇年景不佳，还可由当行公所决定再减一月或半月。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明令当款利率不得超过二分，而津市当商并未遵行，故于1930年被人控告“重利盘剥”；1931年经政府与典业公会共商，决定自1931年4月30日起实施新法则：常年当息，月利二分。

◆典当人员等级多操守不好难从业

当铺因为要大批收存当品，还必须妥善保存，因此其建筑物首先要求宽大坚实，门外悬挂告示牌，门内放着绿柄红头军棍。迎门影壁挂有“裕国便民”大牌，气派十足的威严。为防人滋事，当铺还将柜台筑高，一般一人多高，多有木栅护栏。

按照天津当业的常规，当铺开业之初，应由劳资双方订立合同，说明资方财东财股若干，劳方则自经理以次重要职员皆分定入股若干，获利时按股均分。所有雇员，由经理视才学定职定薪，一般有掌柜、二掌柜(俗称当家的)；以下是坐柜、司柜各一人，又称吃股顶生意的，即主持门市业务的；另有外账(即门账)二人，内账(即总账)一人；站柜的(即收货的)分头柜、二柜，共四五人，管号房(即库房)的一人，管首饰房的一人。除了这些专职人员以外其余都是学徒，其主要任务是卷号(收当品)、查号(取当品)、杂务等。

张澜生先生说，当铺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衣服各人自备，食宿由当铺供给，工作时间自早6点至晚8点关门，平均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学徒3年以上可自由请假回家结婚，享受二年住家6个月的待遇，或每三年住家9个月(路程在内)，往返路费由柜上负担。当铺门禁极严，自经理至学徒，携带物品出入者均须接受检查。另外，还有轮流守夜打更制度，排班挨次，人人遵行。张澜生先生幼年认识的一位当铺的经理，生活十分简朴，从没有见过这位经理乱花过柜上一分钱。张澜生说，经理作为东家聘用的人员，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一旦落下个坏名声，就别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放弃赎权原因多死当带火估衣街

当货超过当期不赎，当户便失去了取赎的权利，任凭当铺自由处理，抵还原当架本及利息，而当铺则主要是通过靠死当物品的销售而赚钱的。

张澜生说，当户放弃取赎权的原因，一是衣物陈旧无意再穿用；二是物价低降，取赎已不合算；三是无取赎之力；四是丢失当票又忘却典当时日，无法挂号取赎；五是典当者流落他乡，无取赎机会；六是典当者死亡，家属不知其事，或家属认为人既已死，遗物无用。还有就是天津民俗：婴孩死亡，其所著衣物皆应送入当铺，以免其亲人见而伤心。

在古时，当铺是十当九取，售出死当仅占月总数十分之一弱，但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战乱频仍、外货倾销，各类物品价值低贱，当主多不愿赎当，致使当铺每月出售估货率猛升。由货类不同，出路不同，收买当铺货物的一般都是估衣商、古玩店和珠宝商，天津的估衣街就是因买卖当铺的衣服而发展起来的。

◆兵乱币改接踵来津城当铺遭大劫

一般情况下，当铺是个赚钱的行业，但要遇上天灾人祸，就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了。庚子变乱(1900年)至壬子变乱(1912年)，这十五年内天津当铺两次被抢，可谓多难时期。庚子变乱，八国联军侵占京津，洋兵大肆抢掠，津市当铺受灾者约占半数，即达二十余家，损失不下五百万两，尚可勉强维持营业者只剩二十二家，直至宣统初年(1909年)才增至二十四家。不料至1912年又逢壬子变乱，乱兵垂涎当铺之“蓄贵藏珍”，视为主要目标，一夜之间遭灾当铺达十七处之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抢当铺”事件。沿途遗物落珍，不计其数。

张澜生先生说，这两次危害毕竟还是有形的灾害，更有一种形小而损失大的灾害，就是庚子以后的几次币制变更。例如1900年庚子乱后典当商复业之前，当铺均照市面各业以制钱为单位。当商复业时已改银币制，使用大洋固无问题，而使用小洋又无法计算。当时街市铜元百枚为一元大洋，当铺所用之零角以铜元补充。每角按十枚铜元计算。谁料币制变化无常，银元逐渐高涨，行市由百枚涨至百二、百五、百八等，致使当铺钱色耗损巨大，盖因行市涨至百八十枚，而赎当者仍以十枚为一角回赎，使当铺每一元钱净亏七八十枚，于是改用银币龙小洋。但以后龙小洋价格低落，竟落至11角、12角，而这时赎当者仍以1角当1角赎取，当铺又吃若干亏损。

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命造币厂铸造一种辅币，以十进一为准，不许折扣。谁知过了数年，此类辅币又不能为辅了，行市骤变，竟比龙洋变的更快，典当业吃亏更重于前。钱色经过三次变化，全市典当业所受损失约在百万元左右。（来源：天津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