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忆老当铺与当票：”海上第一当” 元利当铺

典当是中国古老的金融行业，隋唐时期，典当业已在城乡人民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民国之后典当业由盛而衰，到建国初基本消失。1988年秋天，上海恒源当铺开张营业，标志着典当业在中国最大城市的复出，至今全国已有数千家典当行。当年，上海的元利当铺，有“海上第一当”之称，这里选载的内容，是其故人及后人对它的回忆。

上海当业溯源

明代上海地区商业已十分繁荣，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南汇县第一家当铺——陆家典，开设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地点在瓦屑乡北庄。

上海市区典当出现则可能稍晚。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本市旧校场一家赵姓老太处征购到一批上海清代当票，共70张，票面时间从1850年到1854年，即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四年，共五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上海当票实物。

清同治十年(1871)，驻沪的典商休宁人黄焕英发起组织上海典业公所。当时即在南市侯家浜吴家弄内购地一块，以备建筑公所。光绪十八年(1892)公所建成，并议订同业营业章程，勒石竖于公所前，以示同业遵守。这是华界当业在上海成立行会之始。近代上海由于工商荟萃，人烟稠密，逐渐成为远东巨埠及全国经济中心，故典当业务，亦较其他地方发达。据《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碑》第七条规定：“上海典铺星罗棋布，已遍城乡。倘再有新创之典，必须同业集议，基址离老典左右前后一百间外，……”

保存完好的元利当铺

元利当铺天井

元利当铺位于泰兴路北，武定路东，即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203-211号。它始建于1922年1月，由荣昌记营造厂承建，这是一幢具有我国江南传统民居风格和欧式装饰的三层砖木结构城堡式当铺建筑。根据上海市规划局原总规划师赵天佐讲：元利当铺总体格局有徽派建筑特征，建筑结构属于皖南民居形式。它于1922年1月由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典当业巨头陆冠曾出资兴建，陈福平建筑师设计，上海荣昌记营造厂建造。建筑南北二进深约20米，东西五开间门面宽约27米，建筑占地面积约54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防盗、防火、通风、采光、排水是当铺建筑必备的重要功能；高围墙、大铁门、高柜台是当铺建筑的特点。它的围墙高约15米，墙厚50厘米，围成大小四个天井，这么多天井足以使这幢很封闭的当铺建筑形成空气对流系统的小环境和满足房屋的采光要求，同时利用天井，组织了屋面和地面排水系统。在南面的天井里有一眼水井，井水平时可作饮用，也可作消防用水。元利当铺的高墙担当着防盗、防火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盗贼很难翻进店内。在沿武定路一幅300多平方米的墙面上开了二扇大门和一扇小门。墙面6米高处还开有两个一米大小的圆形玻璃气窗，作通风之用，其功能还有减少整幅墙面的风压作用。北面高墙中西建筑山墙相联，这样，建筑整体可产生足够的刚度。在高墙的压顶处还有约80厘米宽的整条三角型水泥粉刷装饰带，整个建筑敦敦实实，墙面装饰中西合璧。西面小门是职员进出的，里面是经理室、客厅、金库和账房间，金库面积约15平方米，夹墙厚1米，金库门是钢制的，厚达50厘米，开启时需二人打开，平时有专人值守。东面大门供顾客进出，中间的大门则是有重要事情才用的。正大门门框是用花岗岩石箍的，大门门楣上方饰有巴洛克风格的石雕花饰，两边有罗马双柱，在中国传统建筑上注入了西洋文化。进入大门，里面是30多平方米的天井，旧时迎面是一块10平方米的石牌屏风，上书硕大的“当”字，以蔽行人，还点明当铺的性质。天井地面系混凝土铺作，经花岗岩石踏步而上，过一排3米多高的木格玻璃门窗，是当铺高大的营业厅，层高4.2米，原有5尺柜台和铁栅栏杆，就设在大厅前半部。大厅地面用彩色水泥花阶砖铺面。

这是上海仅存的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当铺，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上海市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金融业历史。而当铺和钱庄恰恰又是重要的一个起步。可以说，当铺和钱庄是上海金融业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元利当铺的经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16岁的金新德先生便来到上海元利当铺学生意，而且干了整整八年(当铺于1944年关门歇业)。他做的工作是依据当票上的号码，对号取包(当品)并交给当户。以后还做过卷包(用牛皮纸和用石灰处理过的白单子把衣服包裹好)，卷包有窍门，要包得好，不然要被虫蛀掉的。

根据已85岁高龄的金先生的回忆。元利当铺每天有近百笔业务，日资金进出在万元左右，月营业额达20-30万元。当铺早上8：00开门，晚上8：00关门。最忙碌是大年夜那天，来的人特别多，从早上8：00一直忙到下半夜3：00。元利当铺是开在公共租界的，所以大年夜叫巡捕房巡警来帮助看门。当铺工作人员每年有两个月的休假。

当期规定18个月。l元当费，月息是1分6厘，大票头当月息低一点，是1分2厘半。如一个月就赎，要付2分6厘利息。大票头当过18个月未来赎取则要加利率。当物超过日期不是马上处理掉的(到期后还要等上数个月)，都通知他们来赎的，红木家具到期一般都赎回去的。其他过了期限的，首饰叫珠宝店来看货，衣服等则卖给提庄(收衣服的中间商)，由提庄再卖给衣庄。这其中赚的钱是柜台先生分的(柜台先生月工资是10元钱，当时8元钱可养活一家人)，学生也能分到一些。

金子真假是可以当场试的，所以金子当价最高，如价值80元，当价算40-50元。红木家具值100元算20元。画出价最低，价值100元当进来算1元，这是因为假画多。但人家好的，画也不太会有假，当的价钱也会高一点。有时也讲交情。如有大钻戒(最大的一只钻戒有十几克拉)、细毛皮货等大的当物，就将当户请到里面会客室(即边上的厢房)。

当票上的字体是从唐代草书法帖《十七帖》上变化而来的，是草字，别人不识的，这是为防止当票遗失和被人伪造所特设。当票遗失，当户要付百分之十的补票费，10元付1元，100元付10元，以此类推，这钱是学生拿的。那时，经常有遗失当票的，一天约有5-6张当票遗失。

来元利、裕昌当铺当物的不乏一些达官贵人。天蟾舞台老板也曾到裕昌当铺来当过，那是因为梅兰芳到上海唱戏需要资金，后来裕昌当铺把几千元汇到北京给梅兰芳。台湾的林家(据说是日占时期的台湾统治者)也曾拿价值几万元的首饰到元利当铺来当。

金先生说，俞少卿(吴县人)和陆抟霄(曾任上海典当业同业公会会长)是结拜兄弟，经过多年经营，陆家财产曾达到800万元(1934——1935年估价)。俞少卿作为当铺总经理穿着得并不好，吃也很简单，他生活上是很节约的，待人却很客气。

陆泳德先生话“元利”

陆泳德是陆冠曾先生之子，元利当铺创办人陆抟霄先生之孙，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徐汇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下面是他的回忆：

元利当铺的建筑为什么如此建造呢？祖父陆抟霄早年在苏州做生意，在市区及各乡镇开设过许多当铺。乡镇当铺都重视安全防范，多建有瞭望台。陆抟霄将产业转移到上海后，把苏州乡下的一套经验搬到了上海，元利当铺的建筑对防水、防火、防盗都是非常严密的，特别是防盗，除了瞭望塔外，还有一层层的铁皮包的门，并且建了专门的金库，用于防守。但乡下的经验有些在当时的上海已经不再适用了。

陆氏家族原来并不姓陆，而是姓朱，是明朝的国姓，为了逃避政治上的迫害，改姓为陆。明朝灭亡后，族内大家约好都不做清朝的官。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祖父靠典当业发了财。当时有很多人由于战乱不安全，将银子存在当铺，拿了当铺开的银票当作存款凭证，在附近各乡的当铺里可以通存通兑。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有些票据没有人来兑现，同时存入的银两又有了许多经营收入，这就是陆家祖先进军金融业的第一桶金。曾祖父也认为有一部分的钱不该是他的，所以热心于慈善事业，把救灾济贫做得很认真。祖父陆抟霄把苏州的资金转移到了上海，仍然经营典当。他担任了上海市典当业同业公会会长，典当的职务则由总经理俞少卿先生代理。

元利当铺并不是陆抟霄开设的唯一的当铺，当年还开设过两家当铺。一家位于北京东路，这家当铺很早就关闭了，现在是一个汽车公司的停车场；第二家是位于成都北路的裕昌当铺(建成都路高架桥时拆除)，三家当铺主要由俞少卿先生总管，而位于武定路203号的元利当铺是这三家当铺中资金最多的一家。

陆冠曾是陆抟霄的独子，在商业方面不善经营，一切事务其实都是交给俞少卿先生处理的。俞少卿是一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元利的资产一开始即在百万银元左右，其实最担心不是怕资金不足，而是怕钱贷不出去。所以俞先生采取的策略是与一般的小当铺拉开差距。元利当铺专门从事贵重物品的抵押：房地产、珠宝首饰、字画古董等，而将价值较小的东西则让其他小店去做。元利有时还以较低的利息借贷给小当铺作为资金，当铺业有一个规矩，小东西借贷的利息高，比如衣服、被子；大东西借贷的利息低，比如地产、珠宝首饰、字画。大件东西的利息一般在每年10%左右，但若以“稳”字为指导原则，则贵重物品的抵押是大当铺最合适的选择。在这种经营方略的指导之下，陆冠曾在上海的资产曾有过快速增长的阶段。

元利当铺稳健的经营方针第一次遇到重大失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行(老)法币，日本人占领后又改发储备票。以往稳定的金融体系受到了重大的冲击。第二次最大的失败是战后金圆券的发行，货币每天都贬值，当铺终于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了，于是在俞少卿的主持下，1946年元利当铺终于关门。关门之后决定将大笔资金转移到房地产上。

陆泳德先生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包括元利当铺在内的数百间店面房和千幢以上的里弄石库门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全部由陆泳德先生等捐献给了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了。（作者：傅为群，来源：文汇报，摘自《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