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票背后的唐代“芝麻信用”

1900年，一位大胆的学者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印度出发，穿越广袤的阿富汗“鞑靼高地”，阅遍古丝绸之路上荒芜的风景。这位拥有大无畏精神的匈牙利冒险家便是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最富有传奇色彩和争议的中亚考古学者。

尽管当时中国的动荡和中亚国家摇摆不定的联盟给考察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展这种工作不亚于进行一场“豪赌”，但斯坦因下决心重新探索和挖掘传说中连接罗马与中国丝绸之路上的城市。

斯坦因于1915年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这次探险的亮点是发现了阿斯塔那古墓群——一个被风沙掩埋的公共墓地，古老的亚洲人及其精美的陪葬品被一起埋葬在这里。和前几次探险时发现的情形一样，干燥的空气使得这里的一切几乎都保存了下来，从由奇怪的纸覆盖着的棺材，到死者带到往世的小糕点都保存得很好。

一些精美的古墓中甚至设有私人图书馆，还有做成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形象的陪葬人物佣，这些装饰精美的艺术品描绘了自唐代以来人们的生活场景。虽然斯坦因挖掘了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仍然为后世的考古学家留下了许多遗存。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工作了几十年，他们幸运地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唐代以来的墓葬。在其中一个墓葬中，他们发掘出了一组由陶瓷、布和纸制成的墓俑。这些墓俑在都城长安制造并被运往边疆，它们保守着一个令人好奇的秘密。墓俑们的胳膊是由废纸制成的，这些废纸在长安被搜集起来，然后由工匠重新利用。然而更重要的是，用于制作墓俑手臂的每一页纸上，都记录着一笔7 世纪时发生于中国典当行的交易。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和她的学生安娜·玛塔–芬克（Ana Mata-Fink），对这些特殊的财务文件进行了研究。如此古老的长安商业记录很少能保留到现在，因为纸是非常容易腐烂的。这些票据仅仅是由于被再次利用并且被运送到干燥的地区才得以保留下来。

韩森和玛塔–芬克追踪到当票的起源是长安。每张当票都记录了便携式财富的简单信息，任何有转售价值的物品都可以作为短期借款的保证金。最有趣的是，当票中包含了长安的三个地名，分别是：延兴门、观音寺和昇道坊。这些地址都指向位于长安东南角附近的典当行。学者们能够有效地划分出古代中国都城经营借贷业务的区域，并指出典当行的运作方式。

典当行的客户并不是十分富有，他们典当的物品大部分都是些穿过的衣服，比如：一件黄布衬衫、一条装饰围巾、一件紫色斗篷、一件丝绸外套、磨损了边缘的官员头饰和破旧的凉鞋。偶尔有一些贵重物品：一匹丝绸、一面青铜镜，以及4 串珍珠。借款人一般都不曾受过教育。他们用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拃”测量和标记物品长度，而不是在合同中用文字明确地记载下来。一些当票记录了利息的支付情况：

崔进，农历正月十九借了100文钱。农历六月初七，他偿还了40文钱的本金和9文钱的利息。崔进取走了丝绸。农历七月十八欠款偿清。他生活在城东，时年20岁。

这个年轻人崔进是谁，为什么他需要100 文钱？以9%的半年利率来借这笔钱是否值得？这份简洁的收据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年利率似乎比20%低一点。崔进借款次日的另一笔贷款也提供了辅证：王帅借得40文钱，4个月后偿还了15文钱的本金。他还支付了两文钱作为利息，这意味着大约15%的年利率。这样的利率也许很高，不过还难以算作高利贷。阿斯塔那墓群中出土的典当票据告诉我们，唐代有一个运作良好的个人信用体系，而且它的利率适中。在这一体系中，便携的商品，特别是衣物，就等同于财富。当需要的时候，一件外套、一双鞋子或是一颗珍珠都可以抵押，从而转换成硬通货。典当业一方面刺激了消费主义的萌生，从另一个侧面看，私人耐用物品的二级市场和以此类物品为抵押的金融体系还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这其实是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典当是一种创造流动性的技术，它依赖于作为记录和签订契约的主要媒介的纸张。纸张被创造出来后不久，就被广泛地使用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之中了。

（摘编自［美］威廉·戈兹曼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出版的《千年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