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安庆的淮系与徽商典当行

清末民初时期，安庆的典当行从淮军“统领”下，逐渐转到徽州商帮手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安庆城内萧家桥的“永祥”典当号，它的最初业主是淮军头目李世忠，因为辛亥革命的一把火，“烧”了李鸿章家族位于北正街的“鼎新”典当号，湘、淮两军的势力相继失宠，李世忠就将“永祥”卖给了安庆府怀宁人洪思亮，洪因资金周转不济，遂又将它转让给休宁徽商徐笃庵经营。仿佛是连锁效应，这以后，古城安庆先后有了多家徽商典当质押行，较负盛名的如太平苏少卿（苏百万）在司下坡开设的“裕和”、旌德吕皤溪在三步两桥的“惠通”以及“义和”质押等。在这些私营的典当行当中，还夹杂着惟一一家官营的当铺“惠济”，由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开设，地点在大二郎巷内。1911年9月25日，安庆光复，时局稍安，本土典当行起死回生，典号零星开业。而此时的“典号”已改作“当铺”，往后逐步萎缩，“当铺”变成了“质押”小店，抗战时全部歇业。至抗战胜利，间有典当铺号回暖，但已是强弩之末，到1949年解放，安庆的典当业销声匿迹。

清朝时期的安庆，是长江流域军事要地，也是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安庆，系太平天国的主战场之一，当年太平军与清军、湘军、淮军先后盘踞过这座城市，谁能猜透散兵游勇随身携带几多浮财？又有谁会清楚达官贵人聚散的财物？到晚清时期，安庆自然成为各系商帮会聚经商的重要商埠。在系列的商务活动中，盛行的典当业占据了这座古老商城的半壁江山。

那时，安庆老城有名头的典号有七、八家，诸如“鼎新”、“鼎和”、“公裕”、“永大”、“人和”、“恒丰”、“同济”，其前“四强”均为李鸿章家族资产，分别开设在北门城内正街、南门大二郎巷街、西门外正街和东门城内，偌大城厢的东、西、南、北都有李家典号把持。其次就是淮军提督（俗称“军门”）张达志，投入白银两万两，在北正街开设“人和”号典当，与李鸿章四弟的“鼎新”号隔街相望。

面对李家垄断似的经营，有读者不禁要问，李鸿章系合肥人，为何把典当重心设在安庆？答曰：那时的安庆朝有达官商贾云集，暮有军阀过客聚散，闹市里，往往有三教九流携些不义之财撺掇红男绿女，在时光的空隙里，总有许多意外财宝飘然逸出，典客们急于廉价脱手，让人瞧着不免心动，由是“李氏肥当”应“典”而生，时有民谣唱出了当年的典况：“宰相合肥天下瘦。”安庆彼时典当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前文交代过，所谓典当，性质相类档次不同，都是做抵押品估价生意，但生意有大小、业务水平见高低，押品分上下，规模有大小之别。旧时的典当行业，按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从大到小依次分为“典、当、质、押”，在抵押品上，“典”的对象级别最高，多是些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和珍稀物件之类，它的估价也高些，如评估价值百元的器物，可典得六十元，“当”品的对象常常是些中高档生活日用品，诸如皮草球囊、绫罗绸缎以及金玉首饰、钟表家具等等，每百元物品估价最高“当”不超过五十元，而“质押”面对的多是底层穷人，常见的质押品是些衣料鞋帽、被褥家什以及少许祖传物品，质押店按估价每百元付款最高不超过三十元。

从本地第一轮修志者搜集的史料中，我们读到了徽商典当行在安庆制定的一部内部协定《典业致要》（光绪二十四年版本），其前部分介绍了鉴别皮毛、珠玉、宝石等专业知识，后部分是典业定例、经营态度、营业方法、规章制度等。内中还明确了全体执事和勤杂人员分工细则，计有经理、执事（总管事———分正副二人）、管楼（专管人事及帐物核查，亦分正副二人）、理库、钱房、柜缺（头柜、二柜、三柜）、写帐、卷包、学徒、杂工（扛抬、清扫、跑街、更夫、司灶等）。业务流程分当进、赎出两条作业线，当进依次为唱票、书票、登记、编号、包扎、标签、付款、入库、存箱、上架、累总；赎出有查对、核实、收款、点交、销号等。

此外，在赎取抵押品期限上，各家也略有不同：“典”规定18个月赎期，“当”规定12个月，“质押”规定6个月，过期不赎就列为绝当死当，器物没收；因死当没收的物品，典当行将它们变为二手商品出售，行话叫着“出当”。

由于出当的活儿较多，于是衍生出了典当行的辅助业务———估衣铺，旧时的估衣铺都集中在大墨子巷一条街上，1930年代前，那儿有六、七家估衣铺，清一色的经营二手衣物。抗战时，随着典当行的相继倒闭，墨子巷的估衣铺改做“恼（老）衣店”，专营装殓死者的衣物。

安庆的典当业，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其业间历史，跌宕起伏。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安庆典当店铺多为本土江淮间军阀官绅开设，三十年代后，渐为江南徽商所取代。后因战事频仍，时局动荡，经济萧条，长江流域金融风潮迭起，牵累典当业萎靡不振，至全国解放，安庆典当业全部倒闭。

(本文作者：安庆老城闲人，文章来源：安徽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