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清朝当铺的那些事

老北京典当行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日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砷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盫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已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思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宫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风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