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记丨清朝当铺的那些事

转载 网络  2017-11-24 15:06  阅读 3,017 次
老北京典当行

老北京典当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日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砷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盫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已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思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宫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风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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