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汇德典当殷少华：揭秘典当巨额资金的背后

八零后的殷少华，10年前来到北京打拼，在法律界奋斗多年后毅然决然经营起了汇德典当行，凭借其在法律界多年的积累，以及对金融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如今的会的典当行在业界已经小有成就。

我从事典当行，或者跟典当行相关的行业已经将近十年时间，前期主要是做一些跟房地产、金融相关的。因为现在典当行主要就是形式以房产抵押为主，还有资本运作，俗称把钱放出去，跟我之前的经历比较吻合，因为我一开始接触就是房地产、金融。在2002年、2003年朱鎔基做总理的时候，做了一个房改的政策，住房商品化，这时候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我们当时作为，因为我本科是学法律的，作为律师见证，接入到银行跟房地产商之间房地产融资过程，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这一块，后来逐步到了一个私募基金接触了一些资本运作的东西，后来又组建了自己的投资担保公司，这样跟银行合作更加加深了。

随着行业和国家航油政策调整发展，后面感觉典当行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行业，非常适合现在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在几个朋友也都是通过业务关系建立起来非常重要的渠道，朋友们的信任，把我推出来，让我组建一个典当行。

典当行本身特点一个是小额性，相对之下主要是跟银行大额资金相比，因为银行动辄放款都在上亿、上千万，典当行稍微少一些，以我们现在的典当行为例，我们根据国家政策最多单笔不能超过五百万，这样体现一个小额性。另外短期性，从五天到六个月这样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六个月。现在我认为最大的特点，相比银行主流融资渠道来说，就是便捷性，因为从洽谈、拿着东西到典当行来，到客户拿到所需要的资金，这个时间一般量化来说一天到两天能够拿到。向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贷款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现在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捷性。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典当行有几块，一个是典当行本身，一个是当户、一个是当品，主要是这三个东西。典当行的变化主要是根据当户和当品的变化产生的不同。当户来说早年间是穷人，穷苦人，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了，没吃没喝了把东西当到我们那儿，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当然对现在来说，现在集中一大部分的客源群主要是中小企业主，工商业者，他们用一种经营来做这个。

从当品角度来说，以前都是家用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的东西，但是现在当品种类非常多，以不动产、包括房产。动产除了贵重物品，也包括汽车、首饰、原材料、积压的货品都可以典当。

如此看来，现在的典当行跟早期典当行最大的不同用一句话，就是救急不救穷。原来的是救穷。早年间典当行主要救穷。我们现在典当行最大的不同就是救急不救穷。

从一个物品的价值性来说，原来说这个东西价值方面来说，当品有时候因为我应急、急需的时候当几千块钱、一万块钱，现在体现在当品价值越来越高。比如说现在翡翠、玉、尤其是缅甸玉，有的拿过来市场标价一个镯子标价三五百万，想通过我们融资融一百多万，价值非常高。

还有一个当物稀奇古怪，有的家里一些不用的，价值也比较高，比如说冬虫夏草、或者一些好的滋补品，常用的家电，有的时候因为客户自身的原因，他不是说卖给你，有的人可以说今天我们家冰箱坏了，因为冬虫夏草需要储存，我没地放了、怕它坏了，有这个设备你帮我储存着，过两天我把冰箱修好了，再赎回去。这种也是比较多见的。

还有一些老的东西，比方说在古玩市场、文物市场能够出现的，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或者租船的，也频繁出现在典当行的柜台里。

我的感觉从长期来看，总体来看，平衡收益来看，我们请一些专家可能费用非常高，但是这些专家首先能够保证我们的风险，其次保证我们的服务，第三能够为客户提供非常专业的，包括一些附加的普及知识。这些对我们典当行的品牌、效益长远看都是非常有益的。现在多拿出一点钱多投一些成本我们认为是值得的。

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综合的收益，比方说单个做这个我们是赔钱的，鉴定费加上利息，三天就拿走了。但是总体平衡下来的话，因为也有贵重的、有大件的，还是会有一定收益。

现在开典当行的人，是对利益的追求，大家都知道，但是利益追求细化来说有两块，一块是利差的追求，我放的贷款、我获得的收益和银行收益利差的追逐。还有一个是价差，一个商品绝当之后销售的收益。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还是认为赎回的利，从长远来看会大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赎当，比如说一些死当是好流通的，好变现的话，当出去了，死当卖出去挣钱。但是比如说房产，一些贵重的大件，在市场上有市无价的，我们处置起来需要时间成本，通过法律诉讼各种途径都需要成本，甚至找到买家都需要时间，这样的话成本，这段时间我们是不计息的，真正处置完可能就均摊掉当时的收益。所以有些来说是不划算的。

另外最主要还是风险的角度，做典当行这个行业，虽然钱都是人民币，但是这个钱放在谁的兜里不一样，在我们兜里我们就是为了放出去获得收益，并不是为了放出去，我希望你死当我挣这部分钱。

所以从我的角度讲、从风险控制角度讲，时间成本角度讲，还有国家政策讲，典当管理办法规定，三万以上的绝当物品必须通过拍卖、法律途径来处置的，不可能放到柜台上卖，这样的话时间成本长了，不一定能够保证收益，所以这些综合因素导致我认为和典当行本身存在的本质需要来说，希望他赎回去。我们希望他赎回去了，以后再有资金需求再当给我。这样循环来做一个收益，这是最好的。肯定比死当好，也能够维持住客户。

我们都看过《大宅门》里的白景琦，里面放了一些比较糟的东西，这个行业现在已经不允许了，已经出现不了了，有没有呢？也有这样来的。我们也不是说对他的信誉，说好朋友就是隐私，就不让你看，我就想当了，你给我多少钱。现在为什么做不了呢？是因为这样国家对典当行业管理越来越规范，尤其在北京这个地区，北京市公安局包括商务部门都有规定，现在我们经营，尤其收当这部分经营，跟公安局、商务都是联网的，我要收这个东西，首先要核对出当人的身份，第二讲当品上传，当品随着传到公安局网上，他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赃物。所以这个东西必然有形的，我必须能够看到。还有物品要合法渠道来得、要有发票，这些东西都要上传、备案、包括个人身份证信息，必须由身份证识别仪来保存、验证他的身份。

所以现在如果我收的东西不上传给公安部门就属于违规操作，违规的风险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大，这么做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我们出现过，但是我们不能做，主要限制在国家政策和法规。

有一些人比较神秘，但是这种人，多一些的主要是自己的，典当行人员的圈，这些圈内的朋友，对我们来讲相对不太神秘，因为大家了解了，只是对里面的东西感觉到神秘。但是这些人有一些用途，包括一些想法，确实相对比较神秘。但是我们是这样，典当行放款跟银行放款还有什么不一样呢？对用途考察方面，我们不会跟踪的，有一些东西我们会做回访，但是不像银行那么做跟踪，因为我们还是注重一个客户的隐私。放到我这儿的东西只要价值值那么多钱，可以的话我就给他。应该这么说，来典当行典当的客户，都要比去银行贷款、其他渠道融资的客户相对神秘一些。但要说绝对的神秘，或者说像在影视剧体现的那样，生活的确实不多见。

记忆犹新的也不是没有，就在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可能你们也接触过，比方说像彩票中大奖之后，人都要领奖的时候包裹得非常严，这个客户就这样，我当时考虑到因为典当行有很多监控系统，带来一个东西，东西也比较神秘，应该说现在古玩收藏市场比较流行的，藏传佛教的一个天珠，而且他的用途，说我这个东西值多少钱，比方说我值一百块钱，但是你只要给我十块钱就可以了，或者五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但是我不能告诉你用途。这样的客户，这是我比较记忆犹新的。

虽然他的当品有发票，但是当品这个东西，天珠这个东西，如果知道一些古玩市场的情况的话，这个东西是无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即使有专业的评判人员，我们可以鉴别真伪，但是由于天珠是谁戴过、非常有价值，比如喇嘛戴过，非常有传神的故事，但是这个方面我们没法通过鉴定判断，我们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拒绝了他。拒绝的原因除了天珠本身比较难判断，再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样，他的着装什么弄得太神秘了，我们都没法留他的影像，万一出什么问题。所以后来还是没做。

首先我们是有制度的，典当行虽然相比其他企业来说，算是一个小型的企业，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我们有制度，制度要求收当人员发现当品有可疑度，或者对当品的成色、真伪、价值没有很好的把握的话，按制度要求他上报，上级主管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来做判断，是否做这个单子。如果说上级经理和副总也无法判断，我们就借助于相应的仪器、专业人才帮助我们鉴定真伪。基本上通过这个控制。

实在有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内部有一个放贷委员会，作为一个机制，有一些大的物品，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做，但是又拿不住的话，肯定会上报到我这儿来。但是我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一种机制，不是上报给个人我就能评判是什么样的我也需要依靠一些设备、人员来帮我鉴定、判断。到我们这儿来开一个风险委员会，来看这个能不能做。集体决定吧，集体决策。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有两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价值高的，也是一个翡翠的成品件，和半吊件，是一个原石，毛皮的皮还留着，是上等的材料、上等的毛料加工而成，而且水度、翠度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市场标准在三千万左右。这是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当时雕刻的是百子献图。但是他需要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当时可能就是五百万左右。

还有一个是，其实现在来说有一些价值都是虚估的，真正最大的，我们见过的是一个号称是米芾的字，宋代的书法家，这个字如果是真品，我认为可能到亿的价值。因为是这样，刚才给你说到过，典当行不能放超过单笔五百万，他要两千万左右，我不能给他放。但是后来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客户，后来深入地看了看，鉴定了一下，后来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最后专家没有给决定性的鉴定，说是纯真或者怎么样，高度怀疑，但是不敢完全否认。这个东西应该是我经历比较有趣的。如果成真的话，是除了房产之外，企业主拿的大型的房产地产做抵押之外，这是最大的。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名品当中。

一般我们专家来说，首先有几种，第一是跟兄弟典当行的合作，比方说在北京做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较大的典当行，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家，我们有合作机制。他们可以给我派人来做，基本上我能控制风险的就一个人。我还相信专家专业判断水准，由他一个人来给我们把把关。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价值比较高的，或者一个专家难以断定，我们认为可以往下操作、有操作价值的，请两个或者三个专家来判断，如果说这个专家判断说我判断不准确，可能还要请两个，看看怎么样，如果一个不准确，一个说真的、一个说假的，就做不了了。如果两个说真的、一个说判断不准确，就可以做了。但是这里其中一个说假的话，基本上就不做了。

我们的优势在哪呢？也是根据国家政策，我们资本金比较高，在全国范围来说肯定是上游的，北京来说是中上游的，因为北京聚集的人比较多，我们资本金五千万，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单笔上线可以达到五百万。我们这也算一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从北京来说，北京这几年房地产升值比较快，每个房产价值单价都比较高，这样客户的需求也是随行就市的，他认为我房产非常之前，想贷出去。但是注入资本金相对低的，受到资本金比例限制，值一千万的房子，如果一千万资本金，放的不能超过一百万。但是我们可以放五百万。这是我们的优势。

房地产融资应该来说主要是大家跟一些相关的行业，比方说投资公司、比方说民间的借债，包括银行配套组合一下，首先保证风险、不违规操作，这样我们一起操作一些大的单子。或者介入时间上我们先介入，以过桥的形式，帮企业或者有需求的人解决燃眉之急，然后他再通过大的银行机构贷款。我们这种配合从空间上、时间上都是一种配合。但是单独参与某种大型的，也是政策不允许的。

国家法律来说，如果当品、动产来说是一种质押，把东西放在我这儿。走质押的程序。而且除了汽车之外，特殊品种之外是不用一些主管部门、政府部门去登记的。但是不动产，包括房产、地产这类东西是抵押范围，本身有区别的。这是第一大区别。

其次程序方面，因为程序方面客户来了，如果是一个当品的话我们随时验定真伪、把钱放给他就完了。但是对于房产来说，因为他是根据国家政策不同，需要到房管部门登记，需要我们查验贷款用途，需要看在房管部门有没有被抵押查封的东西，而且还要考虑房产证、土地证这些东西是否齐全，或者期限，包括土地的性质、房产的性质、用途，这些都要考虑。这是前期。那么后期我们决定做了，还要到后期办抵押登记，这一系列的东西，应该说比民品收当复杂、步骤多。从风险把控性来说，稍微要严一些，因为这些东西额度相对比较大。基本是这样的差别。

房价经过几年持续上涨，现在看来已经初步得到抑制，北京一些区域房价出现了实质性回落、下跌。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做典当行同行当中一个比较考虑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手中的房产，因为一直升值的，我们一直觉得房产是风险最小的一块，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确实存在着房产贬值的风险。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防控措施，第一步来说，首先可以把价值做一个浮动，我们预见到今天从现在开始房价是多少，但是贷款期间内，根据之前参数、数据，考虑到还贷的时候、到期的时候，房产是不是存在着下跌的可能，或者是不是存在贬值可能，贬值股价在多少，我们按照当时的估价做一个总价。还有就是把贷款，给他的抵押率放低一些。原来可以做到70%、甚至更高一些，但是现在控制在50%左右。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内、一段空间内，房产抵押虽然风险在增大，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必须要有实践，练眼力主要是几块，第一是依附于典当行，现在来的当品如果是需求价值比较高的，或者是本身价值比较高的，我都要亲自看一看，赏鉴一下，跟专家做一下沟通。第二经常跑一跑十里河等等一些大的古玩市场，没事的时候经常去里面走一走、学一学，跟专业的师傅们讨教讨教。另外从书中得到一些理论方面的、实践方面的东西。主要通过这几个途径。

我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工程师，所以当时我考虑，而且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和一定知名度，当时我很羡慕他们，我当时考虑要么成为一个老师教书育人，要么成为一个工程师，到企业里面去，去做科学研究或者什么样的，这类东西，这是我当初的一个设想。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也随着考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原来的一些梦想就变得不是特别现实了。其实我做这些，应该说，不能说随波逐流，但是还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我刚才也介绍了，做律师的时候接触的主要就是金融、房地产相关行业，一步一步的，跟金融行业人接触多了，基本上了解一些资本运作的东西，跟做房地产的接触多了，大致了解了房地产行情，最后做担保公司，跟银行合作。后来我感觉，现在的东西虽然不是小时候的梦想，也不是小时候的理想，但是是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是顺其自然发展的结果。最终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但是从头到现在，还是在一个范围内。跟我一开始接触的东西比较相象，应该说我感觉做一个比较自然的结合。把房产和金融结合在一起，出现成典当行，因为我没有实力开银行，所以就做典当行。这样也算是顺气资产的发展。

我这人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因为很多人也说，能做金融行业的、做典当行业的人，首先最好的两个，我认为我还是初步具备的，一个是风险一是要强，一个是做过法律的东西，这两块我都做过。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对于行业内的我非常渴望，但是对于行业外的我就是了解一些就可以了。大体上还是做这类东西，那个阶段，我的事业也好、什么也好，一直没有脱离金融这块，或者跟房地产相关的一块。最难是做典当行的前身，做投资担保公司的时候，那段时候是最难的。

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是当时从律师行业转向投资担保，虽然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正让你操作之后，因为你要接触的，比方说跟金融机构，现在北京的银行从分行来说有几十家，支行上百家，担保公司必须要跟这些银行打交道。从银行获得授信、从银行获得业务才能有钱赚、才能有效益，才能养活这些员工。但是有一些市场是已经被同行占领的，有一些业务是已经做得非常充分的，我们要挤进去、要进去做，要建立我们的诚信，打造品牌效应，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难的。

开始的时候、跟人接触的时候肯定困难一些。因为要扩容。那个时候做律师认识的朋友，到做典当行、做担保公司认识的朋友，扩容量应该是几倍，甚至成十倍的增长。天天要跟他们打交道，有的人已经有自己的客源了，他不愿意跟你接触，你还要跟他接触，这是非常难的。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什么，2004年开始，2004年5月份有一个加息，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和金融政策调整，到现在这个调整也没有结束。应该这么说，金融政策环境和房地产政策环境，相对来说都是从紧的，对我们行业影响肯定也是非常大的。我刚成立投资担保公司的时候，遇上国家政策密集调整，及其密集的调整，对房价的打压、对货币政策调整、对金融政策调整。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很多业务无法操作，银行很多业务品种被停职了。

我们作为银行的附属，担保公司给银行提供服务的，这类企业，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刚刚上路，还没有说做过资本积累，实力的积累，那个时候，应该说差一点被扼杀在摇篮里。那时候受着社会资源网限制，另外受国家政策调控限制，是我有经历以来，我认为是最难的一段。

首先是成本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员工要吃饭，而且这些东西虽然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也需要人来做。所以人员必须要，你要开张就要保证这些人，保证一个基数、几十个员工吃饭，发给工人工资、支付他们的成本。但是业务方面又没有这么多量，产生不了这么多效益，那个时候做得真是像一些朋友说的，现在到我的典当行一样，当时我也想把自己的房子当了去借一点钱，好在他们对我还是很信任，你也别当了，需要什么我们借你一点。我也借过钱，为了支撑我的企业。对内来说成本压力非常大。包括最基础的水电气都要省，努力开源，对内截留。

对外方面最难到什么程度呢？为了一笔单子，为了追两家银行，当时在北京之内，我的油箱70升，一箱半的油，来回跑，银行、房管局、两家银行、一家房管局，公证处这些去跑、去要业务、去协调，一天之内在北京跑掉一箱半油，办这些事。也会碰到门难进、话难听这些事。那时候对于自己心里的压力确实比较大的。

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这样，首先第一点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首先对于国家政策、对自己来说，还是相近的。刚才我说到的调整货币政策调整、房地产政策调整，经济形势来说还是不错的，这点要相信。经济形势在、经济活动在肯定要有人跟银行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肯定我们业务员在，业务来源还是有的。这一块是一块。

还有一块是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与其放弃不如坚持。真正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可能是笑到最后的人，虽然感到很难，虽然借钱的时候心里不舒服，可能还算年轻，还算幸运，最后还是挺过来了。

我不回避以前那些苦痛，而且我也相信可能在今后更大的苦痛我需要去面对。如果是这样的话，经常回想一下当时的不容易，可能在真正的、更大的风雨来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你会更成熟一些。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疼，真正遇到实质性困难的时候，你才觉得，到时候会觉得非常困难。我们觉得忆苦思甜还是很重要的，忆苦也非常重要。

剩得不是特别多，我是这样的，曾经做过这么一个事情，到现在也是，当时来北京的时候，离开老家的时候，一个同学送了我一个钱包，一直我保存着，一个是同学之间的友谊，这里确实有一个小秘密，钱包里始终放着281块钱，这是什么呢？是我回老家的路费。一直到今天，也是在那里面。是最基本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果说老天非得让我遭非常大的磨难的话，我必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不可能剩一条死路。我的想法就是，毛主席有句话叫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不行就打回老家去。这是我对这段人生、这段经历的一个感悟。

因为典当行本身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你做的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遇到一些风险肯定有的。比如民品上，我们遇到过一次，我们所有的，后来这个事情典当协会发的通告，所有的仪器全部使用上了，当时能够使用的仪器全部使用上了，对一条金项链的验证，全部都是真的，因为正常程序，甚至包括上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出现问题之后，发现它是假的。

有一个叫金属分析密度仪，这是一个新发明的仪器，因为表面看、成分看都没有问题，我们加进这样一台仪器，也是新上市的品种，加进来感觉到密度不是特别对，而且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跟留存库存的一些首饰相比分析仪表现不太一样，因为已经过了当期，我们考虑这个东西价值还没有超过法定价值，我们豁出去了，把它化掉，发现不是。实际上实验仪器的过程中非常巧合发现的这个问题。这是民品这块的。

作为不动产、房产这块我们也出现过，但是风险不是在房屋价值的问题上，当然也是一些现代的、咱们说的有一些特殊想法的人，他钻了一些法律漏洞，因为现在国家政策、具体性部门操作也好，很多东西是不联网的、也是不同步的。土地抵押之后，我们放款之后，发现房子被一房二卖了，被抵押过、被查封过，或者我在做了抵押的时候，房管局抵押登记需要时间，在同时人家在我做抵押登记证的这几天，有些人把房产给查封了，因为国家机器强制规定，我的抵押登记办不了了，我的风险就出现了。后来好在通过各种途径，采取的应急机制把算是挽回了。这些都是遇到过。

作为一个典当行的经营者，首先第一因为，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慈善事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作为典当行经营者我们一定要为股东资金安全性负责，即使是自己的钱，是股东对我们的信任，大家一起成立了典当行，人家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必须对他们之间负责。如果说他的一些，在我经营当中因为我的经营失误，或者风险防范不到位的情况，导致了经营风险的出现，给股东的资金造成了重大安全、或者实质损失，从职业的角度、从情感角度，都是我个人自己不能接受的。所以要说怕肯定怕。

但是提到为什么要做，我们考虑第一，这个行业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制订了一整套，而且很多的，一个是一整套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还有也制订了相对多根据不同情况下，发生的不同的、结合一些实质案例做了一些应急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哪个适合用哪个应急方案。用这个进行规避。还有我们总体认为风险还是可控的。

北京无论是文化底蕴还是气息，咱们叫接地气，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其次北京是全国，虽然不是经济中心，但是是一个金融中心，典当行虽然现在不属于金融行业，但是它的金融属性和商业属性是不能抹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做，接触的，从客户从各方面，当品来说，接触的规模、接触的品质都非常高、非常大，适合典当行发展。机会也特别多。所以选择北京，我们认为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在全国还有一些分支机构或者独立法人运作的典当实体，一直在北京设立典当行，是股东之间一个计划。是我们完善整个投资链条里的重要一环。所以选择了北京。而且我们认为选择北京，给股东带来的收益，给典当行自身的发展，品牌的推广，肯定有非常正面的意义。所以我们决定设到北京。

北京的变化让我印象最深刻。这种变化有表象的、表面的，也有实质的，表象来说高楼多了、路多了、车多了，实质的呢，我就感觉到北京的，北京人的文明素质高了，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丰富了，最主要的对我们来说钱赚的多了，这里还有一个商业机会多了，对我们来说业务机会也就多了。所以我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北京的变化。

因为做房地产金融很多房地产商的贷款是从我的手里、我的机构手里出的钱。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我们及时雨、没有我们钱的及时雨，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种规模的。有很多现在社会知名的地产商，包括一些名人也好，在他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伸手帮过。自豪感吧肯定会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归属感，已经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城市了，觉得在做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每个北京人都在给北京做贡献。我们这点贡献也就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也是，北京也讲一天一个样，几年大变样，人也是。如果现在，原来有句话三岁看到老，可能不太适应现在的形式和环境了。所以我一般来说，本人本身的性格也不愿意对太长远的东西，我愿意做规划，但是不愿意做遐想和猜想，如果还是说设想一下，还是想说说规划方面的事，人生规划肯定是在这个行业深挖、推广，把典当和典当相关的融资、投资，整个刚才讲的链条完善，在金融行业，我认为我会深耕、扎根下去。十年后我考虑，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金融投资服务配套体系，基本上来说就是这样，现在来说我们主要还是埋头苦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把典当行建设好、发展好。

（来源：搜狐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