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行里的人生百态故事多

典当行是物与钱的中转站，但物与钱的一进一出，却足以窥见整个世相：从黄金、珠宝、奢侈品、车子、房子、古董、字画到烟酒、相机、手机、自行车乃至一条被子，典当品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背后却站着一个个或富有、或贫穷，或位高权重、或默默无名的人。他们将当品送来，也许是为了解困，也许是为了销赃;而他们将当品赎回或买去，也许是因为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也许只是为了一个悬置多年的挂念。他们和典当行进行的是交易，但这些交易绝不仅仅是生意，同时是历史、国情以及众人的秘密。

一位经营珠宝生意的女企业家带来一个翡翠手镯和一条翡翠项链。这是她2007年花800万买的“玻璃种”，现在市价过千万。她将它们押半年，借出380万现金以解燃眉之急。

一位刚到北京不久的年轻男人，带来了自己旧得看不出颜色的阿玛尼自行车和一个已不成形的旅行箱。他用它们作抵，借出100多元饭钱。

一对老夫妻带来了一床棉被。这曾是单位上发给退休职工的福利，但他们即将搬去外省和子女同住，不如直接“绝当”，换点小钱。

棉被和翡翠一起被锁进了装有24小时监控和红外防盗设施的库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库房的报警装置就会自动连通公安局。和它们锁在一起的还有金条、钻戒、名表、古董字画、包包、茅台酒、榨汁机、相机、iPhone…甚至清代官员上朝的黄金剑挎、西安博物馆鉴定过的清代黄金碗，都曾在这里现身。

除了活物、食品、化妆品、管制品，原则上只要“进得来出得去”的东西就能收。这就是从南北朝延续至今的典当行的生意。

80年代卖紧俏物资，90年代赶潮流，2000年之后典当“细软”

王树林今年55岁，入行35年。他是北京人，瘦长脸，年轻时头发茂密，如今已是“地中海”发型，显得额头格外光亮。大部分时候，他愿意穿宽松随意的T恤或夹克，讲起几十年来的见闻趣事栩栩如生，遇到重大场合，则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端起“资深典当师”的样子。

王树林是华夏典当行的首席典当师，民品典当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尤其擅长手表和胶片相机鉴定。近几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带徒弟以及在徒弟们拿不准的时候一锤定音。

中国典当自古盛行，史载司马相如潦倒时把自己的袍子拿到集市上赊酒，有钱以后再赎回;老舍小说里的贫苦人家到了夏天就把唯一一件皮袄拿去当铺换钱买粮，冬天再赎回来。

在传统社会，当铺素来名声不佳。典当家产被认为是穷途末路的表现，当铺大门和柜台间专设一块“遮羞木板”挡住路人视线。当铺的柜台高于前来借款的人，后者需要高高举起当品，这让店员高人一等，故称“朝奉”。

1949年以前，大陆典当业十分繁荣，仅北京就有300多家。建国后，典当被认为剥削劳动人民且涉及官商勾结，遭到全面禁止。

1979年，知青王树林回城，被分配到隶属北京市第一商业局的国营信托公司东单门店进口物资收购部。当时典当在中国大陆不被允许，由信托公司办理类似业务。二者的不同是，典当以借款为主，信托则一次买断。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国营信托公司在人们心中无非一个收二手货的单位，但收“洋破烂儿”地位就不一样了。当时进口产品紧俏，在这儿工作却可以天天和半导体、录放机、照相机、罗马手表、摩托车、微波炉等打交道，说出去很有面子。

王树林记得自己在挂着白色窗帘的进口物资专用小屋里第一次见到微波炉的情景：没有火，馒头放进去竟然就热了，还挺软乎。师傅告诉他这是“分子之间高速摩擦的结果”。

他还知道了从某些国家来的电器只能用110V电压，必须先接一个转换头才能使用。

出售这些进口产品的要么是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要么是拥有出国机会的“特权阶层”——官宦子弟、政府工作人员、科察人员、排球运动员、知名演员。

“价格自己定，政策上只规定旧不超新。比如市场上80块的表，给卖家20，去海关补税10块，总共成本也就30块，往外卖五六十块。文化用品商店卖2400块的相机，信托公司就卖1600块。不仅比文化用品商店便宜，而且种类更新、更齐全，东单店一年纯利润可达到上百万。”王树林说。

整个80年代，相机、自行车、手表都是最受欢迎的商品。普通人家很少光顾信托公司，最多买块毛料呢子、劳保手套;社会名流则热爱这里，甚至一个星期要逛好几次。

“演艺界的梅葆玖、侯耀华、侯耀文，是店里的常客。名角们尤其喜爱意大利皮鞋、日本西服、欧洲手杖、英国眼镜。”王树林说。

1992年，北京恢复典当业，第一家典当行“金保”开业。第二年，由一商局筹备的华夏典当行开业，王树林调往华夏典当行担任典当师，负责接货、鉴定、定价。

和80年代的紧俏物资受欢迎不同，90年代的关键词是潮流。服装、录像机、VCD、随身听、功放、组合音响等都是典当行的热门货。光顾典当行的不再是社会名流，而是敢于吃螃蟹的赤膊小老板。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是大量资金流不稳定的小企业，典当行里的东西也千奇百怪。

王树林所在的珠市口门店卖过十几卡车“洛娃”洗衣粉。“洛娃”欠了另一家公司货款，还不出现金，就拉了一车皮等价值的洗衣粉去抵账。对方公司没办法，只好把洗衣粉拉到典当行，委托代售。

这批洗衣粉卖了大半年才卖完，当时典当行每个员工家里都堆满了洗衣粉。因为进价便宜，这笔买卖实际上进账可观。尽管如此，当那家公司再次运来几车洗衣粉时，店里员工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对方支到别的门店去了。

店里还卖过14卡车空调柜机。当时公路没有限高，空调在货车车斗里码得像两层楼一样高。好在这家企业一个月后资金就周转回来，把空调赎了回去。这批估价60万的空调，在典当行押一个月的手续费是3万。

还有一车羊绒衫。市价300多元一件，典当行估价50元一件。听起来是“贱卖”，实际上赚的是对方。

“一车羊绒衫有多少件他都不知道，更懒得亲自验货，也没有仓库放。我们四个人在烈日下一件件点数、验货，认认真真放上卫生球，拉进库房存好。全部下来我们只按比例收一个手续费，比他自己雇人租仓库便宜多了。”王树林说。

还有人拿国库券和铁路债券来典当。当时店里谁也没见过铁路债券，但这个行业里没人拒绝新玩意儿。为此他们跑到发行单位去当面核对真假，然后收下了第一笔有价证券。

国库券代表了往后受欢迎的典当品的特点：体积小保管方便、价值大手续费高。2000年后，典当行里的东西逐渐由货物变成了“细软”，比如珠宝、翡翠、钻石、名包、名表、黄铂金饰品等。

如今的典当行看起来就像高档商品专卖店，华夏典当行崇文门店一天收入的民品价值在数十万元上下。没有人愿收冰箱、空调、洗衣粉了，即使手表，至少也得是浪琴的，三四千元的天梭根本上不得台面，还不如一瓶80年代的茅台。

被淘汰的还有曾经的宠儿电子产品。苹果手机是典当行的低档货，市价4800元的5S也只能押2000元。

人们的家底越来越厚，典当师过手的宝贝也越来越多。王树林鉴定过6克拉的大钻戒、数百万的高档翡翠、只在杂志上才能看见的全球限量版手表。一块价值上百万的手表，王树林的鉴定过程不会超过15分钟，从顾客进店到拿钱出门，最多不过一小时。

仅有10%的货品不会被主人赎回，从而“绝当”。民品典当一般收入价为原价的3至4折，如果绝当，出售价约为市价的5至6折。此外典当行根据不同物品种类每月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以华夏为例，民品为4.7%，汽车是3.5%，房子是2.5%。

绝当品和寄卖品销售让典当行吸引了众多淘宝客，社会名流也再次现身。因为他们知道典当行的商品不仅便宜，能淘到“孤品”，还绝对保真。

典当行里的骗局

典当行的东西之所以能保真，因为每家店都必有一位火眼金睛的老师傅。

鉴定专家朱惠玲和宝瑞通的其他员工一样，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衣、黑裤子，黑色平底敞口鞋。一头烫成小卷花的“奶奶头”上戴着一个精细、亮晶晶的发箍，看起来慈祥亲切，只耳边一对碧绿的翡翠耳钉显出不凡。

从1969年入行至今，朱惠玲已经从事民品典当45年，过手金银珠宝无数，被称为“京城第一女典当师”。

2004年，一家三兄妹拿来三根金条，各200g。这是父亲的遗物，一人一根。如今三兄妹想用金条换现金给母亲买房子。

经过仪器检测，这三根金条货真价实，比重均为19.3。朱惠玲挨个一拿，拿到第三根，觉得异样。“这辈子过手的金条都能堆成两座金山了，真的假的我一拿就有感觉。”朱惠玲说。她拿起来用力晃几下，放到耳边凝神细听，听到里面有细小的声音。她又将三根金条顺手往柜台上一摆，头两根声音闷，最后一根声音脆。

她已经能断定第三根金条掺了假，说不准就是100克黄金100克铱。她要求把第三根金条按对角线铰开。

“你放心，如果真是黄金，我们全部照价收，如果掺了别的金属，我们就把黄金的部分照价收，不会亏你的。”朱惠玲安慰金条的主人。

金条铰开以后，果然100克黄金100克铱。而且铱被灌在两端，中间是真金，如果不按对角线铰，根本发现不了。三兄妹不胜唏嘘，直言佩服。

因为经营内容复杂、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典当业被列为工商服务业中的特种行业，属于公安局特种行业管理科的管理范围。典当行既要提防收假货，也要避免成为销赃渠道。

如果一条金链子断成几节，那么典当员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链子是抢来的;如果说不出购买贵重物品的时间、地点和价格，那么这件物品就可能是赃物。

2014年3月底，两个男人到宝瑞通建国门分店当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虽然手表没问题，但这两位顾客不仅不能提供手表的包装和购买手续，也完全说不出表的型号、功能，且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和北京时间相差了三个小时。

分店负责人立刻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民警很快到店带走了两人。事实上，他们确实是盗窃团伙成员，冒充小时工从雇主家中偷走了这块手表。

专门针对典当行的骗局屡见不鲜。假黄金有专业团伙制造，要么金包银，要么一半黄金，一半合金。

有人先去百货公司买100克真金条，取得全套发票、证书，再把真的换成假的，拿去当铺。一上午成功连骗三家。

还有人在金利来图案的男戒戒台里灌合金，外面包十多克真金，仪器检测不出来。被捕之前，他一天内连骗了北京十多家典当行。

此外就是用锆石或莫桑石冒充钻石。

曾有一名男子头戴银行劫匪式的蒙面绒帽走进同祥典当行，掏出一颗巨大的钻戒要绝当。“我还没把东西拿到手里呢，光看这人就知道不靠谱。再说，莫桑石是乳白色的，钻石是透明的。我心想这还拿来骗我，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同祥典当行的民品典当业务员刘清说。她学的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有些骗局更离谱。有人到店里典当一万多块一条的“爱马仕”皮带，皮带扣上却印着“18K”字样，这是“浙江制造”的标志。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拿“大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来鉴定。这是收藏界中高不可攀、价值连城的宝物，据称全世界范围内不超过20个，由私人收藏的不超过四个。其中一个刚在香港苏富比2014春季拍卖会上以2.8亿港币的天价拍出，刷新了中国瓷器拍卖交易价格。

按照行规，当铺里不能说“假”。于是，每遇到来典当鸡缸杯的客人，典当员就会轻声说：“您这个，不真。”

当品背后的富人、夫人、煤老板、新婚夫妇和庄稼汉

见的宝物多了，更有趣的是见人。成立于1997年的宝瑞通典当行是北京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典当行之一，位于北三环的店面外观宏大、内部古典，是过往出租车司机熟知的地标。

“我看上了一块16万的手表……”擦身而过的客人对着电话征求对方意见;“我不喜欢闺女给买的这东西，拿来给孙子换块玉吧”，一位退休老人掏出了一根金条;“我觉得这个把件很好氨，一位学者模样的老先生琢磨着手里的和田玉。

在45年的职业生涯中，朱惠玲见过太多顾客，知道太多故事。

一个衣着普通的中年男人在店面研究一圈，看中一个市价50万的冰种翡翠镯子。“这能给我留着吗，我现在没钱，但我马上就有钱了!”他问店员。

过了一天，他果真回来了，还带着老婆、女儿、侄子、司机、秘书、保镖…一行十人。喜悦挂在他脸上：“我有钱了，快给夫人拿镯子!”

他花26万给老婆买下了这个市价50万的镯子，又花13万给大学毕业的女儿买了一个市价25万的2克拉钻戒。为奖励全村第一个考上名校的侄子，他给买了一块市价三万多、店里卖一万元的欧米茄手表。

末了，他还给司机挑了一块市价一万多的机械全自动浪琴，因为“要不是他这几天陪着四处要账，还要不回来呢”。

相比过去的解决口粮危机，如今的典当行更多被用于缓解资金周转问题。不少企业家老顾客家里金银细软一大堆，每次公司要用钱了，就抱个百宝箱来找朱惠英：“这次我要借200万”或者“这次只借70万就行”。

朱惠玲带着徒弟从箱子里拣出差不多数额的宝贝，当面封存，剩下的就让对方拿回去。

一位热爱购物的女老板把自己钟爱的首饰换了70万拿来应急，在等办手续时，她看上了店里一块价值33万元的百达翡丽表。

买表，剩下的钱不够用;不买表，心里又难受得很。最后店员帮她想出了两全之策：先买表，再立刻将表典当，等资金周转开再赎回。

一位爱好收藏的董事长酷爱莱卡古董相机，公司资金出现问题后，他让两个手下抬着一个装满九部莱卡相机和一些翡翠饰品的箱子入店典当。

朱惠玲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只能押出80万现金，对方大不高兴。朱惠玲给他们细细讲解相机收藏的学问，两人这才承认董事长其实不懂相机，平时的原则就是只买贵的。

每年春节前后，是典当行繁忙的季节。有人会在腊月二十九来典当值钱的收藏，因为他没能成功从另一家企业要账，自己又被工人催着发工资。

也有人想押财产换现金，好趁年前进货。一般企业年前都没有余钱，能进货的企业少，货的价格因此也低。

到了年后，各大典当行就会收到一大批没有拆封、撕掉价签的全新礼品，从MP4到江诗丹顿表样样齐全。

豪车和珠宝一样，都是最受欢迎的物品。王跃是宝瑞通汽车业务部经理，进入典当行业已经八年。宝瑞通在全北京有六个封闭的独立停车场，每年都有700辆等待抵押的汽车开进车库。

2013年9月，两个在内蒙古开矿的男人开来一辆700万的法拉利和690万的兰博基尼。两辆都是新车，还没上牌照。

对方诉苦说，国家新规定，开煤矿必须交10%的立项资金。两人手头没有现金，房产又远在内蒙古，只有押车来钱最快。

确实如此，六个小时后，他们就拿到了600万元。

这并不是宝瑞通做的最大一笔的车辆抵押业务。一家4S店曾将数千辆车押给宝瑞通，36小时后便拿到5000万现款。之后类似业务又运作了六次，总共放款金额高达2.4亿，属业界最高纪录之一。

当然，光顾典当行的并不全是有钱人。一位年轻姑娘跑遍全城典当行，想为母亲买一块1981年产的瑞士奥尔马表。

那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父母离婚之后，她多次见到母亲半夜捧着手表，默默流泪。但这块手表最终被母亲卖掉——为了给当时读中学的她交补习费。

当她终于在宝瑞通找到同款手表时，已经是某个大雨滂沱的傍晚。她请求店员为她留货，自己赶回香山的家中拿钱。

朱惠玲让她不要雨天赶路，答应为她留一天。第二天一早还没开店门，姑娘就到了。她买走了手表，还向朱惠玲深深鞠了一躬。

和华夏、金保、富昌、宝瑞通等北京首批典当行相比，同祥属于后起之秀。宝瑞通主打高端精品路线，同祥的风格则以亲和朴实为主，来逛同祥的人没有过多珠光宝气，有相当一部分是街坊邻居。

有人想抓住过去，就有人想抛开往事。来同祥典当钻戒的女人，基本都刚分手。还曾有年轻女孩试图当掉情人原配妻子的婚戒，并且通常直接绝当。

来典钻戒的男人，基本都求婚未遂。钻戒通常是全新的，一次没用过，就被它们预想中的主人抛弃。

来买二手钻戒的人则五花八门。有的父母替儿子给女朋友买一个便宜又显大的钻戒;有的新婚夫妻手头紧，只得求实惠来此买婚戒;还有的男人经不住老婆软磨硬泡，不得不偷偷买个半价钻戒送去交差——他们会要求不要典当行的包装，换成名牌首饰盒。

一些热衷电子产品的年轻人，只要一有新上市的产品就买，买回来玩一周就腻了;还有一些在年会上抽到电子产品的员工，自己上了年纪不会玩，也把东西送来变现。

选择绝当的大部分是高收入人群，能卖多少算多少是他们的心理;乐意来买的通常是低收入人群，能便宜多少是多少是他们的算盘。

典当行还有更具想象力的便宜可占。一对夫妻去韩国度蜜月前，把价值12万左右的大众速腾开到宝瑞通，借款一万元。按照月息2.8%、15天1.5%的收费标准，他们只花了150元，就得到半个月的免费停车和免费维护。

当然这样的时候只属少数。然而不论法拉利，还是数亿元的4S店生意，王跃印象最深的却是一辆面的。

那是他刚入行不久的事。一个快要下班的傍晚，时针已经指向5点一刻，一个粗粝的河北男人开来一辆惨不忍睹的面的。

他是一个庄稼汉，家里等着他拿钱回去给孩子交学费。车辆手续不全，卖相全无，跑遍北京也没有押出去。

王跃忽然决定，违背工作流程，借了他3000元钱，还帮他修了修车。

一个月到期，那位客人准时把车赎了回去。来时还给王跃带来一袋自家种的玉米。

“多谢了兄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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